2023年6月13日，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在新墨西哥州圣达菲（Santa Fe）的家中“因自然原因” [1]去世，享年90岁。他经过长期创作而完成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由长篇小说《乘客》和《斯特拉·马里斯》（2022年）组成的双联本–因此而具有文学缩影和精神遗嘱之双重价值。这部作品无论在结构方面还是在哲学方面均极为复杂，使那些因作者死讯所引起的世界性反响而涉猎这部作品的读者感到不知所可。事实上，这的确不是阅读麦卡锡的最佳起点，或许只有那些始终追随他的读者才能体会到其作为一部思想自传的深度[2]。
麦卡锡曾多次被媒体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他却以离群索居和极少接受采访而著称，这也同时为他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在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等评论家的热情传播下，他才以其第五部作品而成名[3]，并在因《路》荣获普利策奖（Pulitzer）之后名声大振。这部获奖小说几乎成为第三个千年的福音[4]。收获来自评论家及公众的一致赞扬，因为他能够在后现代时期接手并重振那些定义明确、甚至是流行性的文学流派–西部风格（western）、大河探险、公路小说（on the road）、流浪汉小说、黑色幽默（noir）、反乌托邦–并为其注入令人震撼的形而上学张力，在将多种小说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同时又不失叙事情趣。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麦卡锡与电影的特殊关系。尽管根据他的小说而拍摄的电影为数不少，而且他本人也曾为一部电影担任原创编剧[5]，但这些被搬上大银幕的作品很少得到认可。这或许是因为，尽管他的作品具有史诗般的节奏和激烈的动作，但真正的驱动力却是另一种无法表现的东西：形而上学的重大问题。人是什么？为什么存在邪恶？我们在世上的定位是什么？神是否存在？这些都是我们在麦卡锡宣称最热衷的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n Melville）、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ëdor Dostoevskij）、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 [6]–身上所发现的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在所谓的“宏大叙事终结”之后，又有人以如此不懈的决心重新将这些问题置于核心位置。无论如何，麦卡锡为读者准备的从来不是那种预见性的答案，而是需要大费一番功夫才能得到的解释。本文希望为接近麦卡锡小说的读者提供一些要点，以助于他们深入了解麦卡锡的象征世界。
撕裂现实的血脉
何塞·贝尔加明（José Bergamín）预言了卡尔维诺（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Città invisibili）中的一段著名论述：“在当今的世界中，与其就地狱的问题质疑自己，人似乎干脆更情愿适应它，让自己从现在开始就多少将就着它，对其延伸到死后的可能性怀着几许置之不理”[7]。从他的处女作开始（《果园守护者》，1965年[8]），引发麦卡锡创作的一个问题就是存在于世上的邪恶。然而，在他的第二部作品中，麦卡锡便已经从一个社会心理学解释层面转向了一个公开的神话和形而上学层面。在《外面的黑暗》（1968年）中，作者在众多邪恶的表现形式中选择了他认为最为显著的一种，因为那是最难以否认、解释或以某种方式消除的邪恶，即那种以暴力本身为目的、轻率鲁莽且无缘无故的暴力。在这本书里，邪恶以三个被“欺骗性的圣德”光环包围的个体为象征，这个“可怕的三位一体”，就像是专门为了为非作歹而“从这片大地下冒了出来”[9]。
麦卡锡此后小说中的阴森氛围源于他选择为塑造一种不容忽视、无法讨价还价的“地狱状态”而描述各色完全丧失理智的杀手，虽然这种描述并不使他感到满意。《神之子》（1973年）的主人公莱斯特·巴拉德（Lester Ballard）是这些人物中别具特色的最有人性的一个。一系列事件打破了他岌岌可危的心理平衡，剥夺了他微薄的财产，使他变为典型的连环杀手。他躲进树林，杀死受害者，穿上他们的衣服，戴着他们的头皮，把他们的尸体拖进自己安身的山洞，“以一种安息的姿态”重新摆放起来，就像是“地下墓穴中的圣徒”[10]。或许作为流放他的团体的一种替代品？哪怕是在这种彻底的错乱中，即使恋尸癖也体现着与人类同胞保持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需求。仍然能够在世界之美丽面前潸然泪下、在公交车上邂逅的孩童的脸上看到自己的身影的巴拉德将最终重归人类大家庭。
在这个年轻的杀人犯身上，人性极端的天壤之别同时存在：他是“一个和你们一样的神之子”，还是体现“未来更可怕怪物的来临”[11]？这个问题被以挑战的口吻提出，与此同时，一群年轻医生正在以甚于巴拉德对其受害者所表现出的不屑解剖着他的尸体。
如果说巴拉德仍能让人感到些许怜悯之情的话，那么后期小说中的杀手形象将变得凶残无比。这些人物凭空跃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们决意消除与人类的一切联系，对其展开冷酷无情的捕食。《血色子午线》（1985年）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小说”[12]。在这本书中，我们会遇到秃顶的霍尔登法官——这一头皮猎人团伙首领，就好像亚哈船长与他深恶痛绝的白鲸的故事一样，对这一人物的描述以各种高潮迭起的线索将他的邪恶氛围一展无余。安东·奇鲁格（Anton Chirugh）是《老无所依》（2005年）中的“毁灭的预言者”，他以屠宰场用来宰杀牲畜的气动屠宰器杀死其受害者。冰冷无情的马尔基娜（Malkina）（《律师》，2013年）以宣称热爱猎兽的纯洁而为自己以往的屠杀暴行寻求辩护。在小说《路》（2006年）中，生活于末日世界的食人族团伙则是上述人物的大批量匿名式涌现。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设想自己能够成为或重新做“神之子”。他们所选择的是具有决定性且无可挽回的境遇，也因此而如同地狱一般：灵界的代理人，人性的蔑视者，邪恶奥秘（mysterium iniquitatis）在历史中亵渎性的显现。“只有撒旦的存在才能解释许多无法用其他方式解释的事情”，一位被惊呆的警长如此观察道[13]。因此，对于麦卡锡来说，根据《圣经》而非哲学假设的推导，邪恶并不只是善的缺失（absentia boni），而且也是一种主动的破坏性力量。他还将在最后一部小说《斯特拉·玛丽斯》中再次提到撒旦存在的问题，并多次引用了英国作家吉尔伯特-K-切斯特顿（Gilbert K. Chesterton）在《东正教》（Ortodossia）中的某些片段。
麦卡锡似乎也分享了弗兰纳里·奥康纳的教训，对他来说，“为了保证我们的神秘感，我们需要一种邪恶感，这种邪恶感将魔鬼视为一种真实的恶灵，这种恶灵必须表露自己：它不是一种朦胧的、而是在每一场合都具有特定个性的邪恶”[14]。
这种阐释要求主人公（以及读者）承担责任并因此而行使自由，他必须在被动的懦弱忍让和醒悟的迎战勇气之间采取明确立场。之所以为“醒悟”，是因为但凡接受正面冲突的人都知道自己不会以安然无恙告终。与这些杀手对抗的人很少能幸免一死，虽然死亡是人的局限性，是自给自足的无敌盔甲上的一道裂痕，但人之所以有别于其非人对手也正是由于这道裂痕为人提供了祈求神灵的可能性。因此，唯一可能的胜利并不取决于“拯救自己的生命”，而是甘愿“将自己的灵魂置于危险之中”[15]。
麦卡锡笔下的暴力并不是出于描述暴力本身为目的，而是借助这一方法通过撕裂现实的血脉而观察从世界的颈脉中所涌现出的事物的本质。可以说，这一比喻是对伴随他一生的求知欲的一种表述。与奥康纳的小说一样，暴力作为一种被采用的手段，可以揭示人在“其个性中不可抗拒的特质：他将不得不带着这些特质走入永恒”[16]。这一观点得到麦卡锡的完全赞同。他笔下的一个人物提醒说，为了使事物得到证实，有必要让他们流血：“无论是处女、公牛，还是男人。直至神灵本身”[17]。
穿越生命的边界
“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前行，告诉自己不过是路人而已”[18]：被追捕者和追捕者、逃亡者和流浪者、盲人和乞丐、无赖和传教士，麦卡锡笔下的人物从不间歇，他们是旅途中的人（homo viator）的当代化身，喻示着人在通往命运之约的道路上的生存。
从《沙崔》（Suttree，1979年）到《边疆三部曲》（1992-98年），再到《路》和《乘客》（2022 年），我们发现了道路的形象在此间所产生的一些重大变化。尤其是《沙崔》和《路》，可被视为两部互相对立的自传。《沙崔》是麦卡锡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它以精致优雅且细腻幽默的笔触叙述了“伙伴”科尼利厄斯·沙崔（Cornelius Suttree）的漂泊生涯，他是一个出狱的酒鬼，抛弃了妻子和小儿子，他连儿子的长相也记不清了。为了寻求某种平衡，他来到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以捕鱼为生。沙崔住在河边的一间破房子里，他想法设法，在“狱友情意”、酗酒、与贫民窟同伴的纠纷、与一个褴褛少年近乎父子的关系、偶然的性爱插曲和对真爱的渴望之间打发时光：这是一个惧怕死亡的逃犯的生活。“我该走了”，这是他内心的命令，迫使自己绝不在任何地方停留太久，漫无目标地走在不知通向何方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上。
如果说《沙崔》包含了作者所承认的自己年轻时的诸多情节，那么他最具自传性的作品则是《路》这部反乌托邦式的寓言故事。这虽然会显得奇怪，然而，唯有在这部作品中，麦卡锡的私生活从开篇送给儿子约翰·弗朗西斯（John Francis）的献词开始便展露无遗，这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的献词。在小说出版两年之后，麦卡锡进一步解释说，他将约翰视为这部小说的合著者，因为书中的许多对话都是他与当时尚在幼年的儿子的对话记录[19]。结果成就了一部谨慎、扼要、甚至是碑文似的散文。《路》的主人公是一位男子和一个男孩，他们是比科尼利厄斯·沙崔还要潦倒的流浪者，被迫在一个沦为全球性贫民窟的世界里漂泊流荡。
他们的两个身影行走在一片空旷、死气沉沉的“废品海洋”中，然而他们却有一个目的地：南方，温暖的海洋，也许会从另一个冬天中幸存下来的希望。如果说“路”这一标题让人立刻联想到从杰克·伦敦（Jack London）到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整个文学传统，那么它同时也是一种处世之道，是一条道德之路，若想保持自己的人性，就不能偏离这条道路。
在无情的凡人皆狼（homo homini lupus）的世界中，“道”意味着坚持一条革命性准则，即：不以他人为食，不为延长自己的生命而削减他人的生命。因此，“善”是一个无法靠自身力量征服的终点，因为尽管主人公因对儿子的责任而活着，但与此同时，正是这个孩子–“一个好得可以盛神的金质杯爵”[20]–将关护这个男人，激发他那被恐怖主宰的世界所夺去的种种感受：惊奇、感恩、爱德、祈祷、对他人的信任及分享。
在《沙崔》和《路》之间，麦卡锡以《边疆三部曲》的形式创作了组成它的成长小说：《天下骏马》（1992年）、《穿越》（1994年）和《平原上的城市》（1998年）。小说描写了牛仔约翰·格雷迪（John Grady）和比利·帕勒姆（Billy Parham）跨越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边境的冒险经历，构成了一幅壮观的图画，描绘了那些促人背井离乡的动力，他们或是出于物质的需求或对自由的向往，或是出于义无反顾地创造未来的渴望，或是出于为补救过去而孤注一掷的幻想。在其他主题之外，三部曲也展开了诸多关于现实与表象之关系的思考，并最终对文学作为生活的典型见证表示了坚决的认同。即使那些看似“无根无枝的树干”的孤独流浪者也仍然与其他人保持着联系，因为“所有人都是一个整体，没有其他可讲的故事”[21]。
作为比自己更伟大的真理的掌管者，人可以只管走自己的路，于懵然无知中见证燃烧于事物深处的奥秘。然而，每一个故事和细节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作为同类中的一员，任何人都不应遭受鄙弃。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欣赏和感恩。或许有些类似于祈祷？“你的生命不是世界的画像，而是世界本身；构成它的不是骨骼、梦想或时间，而是奉献”[22]，这句话出自三部曲的结尾部分。同样，在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称之为试观此人（Ecce homo）的类似《大宪章》条文的段落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人的死亡都是他人死亡的替代品。既然死亡不会降临到每个人头上，那么能够消除死亡之可怖的别无他法，唯有去爱那个替代我们的人。让我们不要等待他的故事被书写。很久以前，他便已从这里经过。那个人即是所有人，他代替我们站在被告席上，直到我们的时代到来，轮到我们站在他的位置上。那个人，你是否爱他？你是否尊重他走过的路？你是否准备好聆听他将告诉你的话？”[23]。
世代相传
无边的黑夜笼罩着沉睡的草原，营地的火光划破黑暗，犹如倒悬于天空中的孤星。在麦卡锡的叙述中，“火”的形象与“旅途”同样持久。共享是同路人的法则（el compartir es la ley del camino），正如“三部曲”中一个令人难忘的墨西哥人所回顾的那样，没有什么比火更能概括文明、好客以及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分享之间的一致，尽管它有无数的模棱两可（火可以向敌人暴露自己的存在）和矛盾之处（人也可以围着火大开杀戒），但火终究可以用来取暖、烘干、烹食、聚众、驱兽，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打破黑暗的不可测知性：最后这个隐喻几乎总是萦绕于人们心头。在火光无法照亮的地方，是一个非人的世界，那里游荡着掠食者和黑暗使者，他们既不给予也不寻求帮助，是一群未经生成也无法再生的单体。
另一方面，主人公与他们的前辈之间有着强烈而矛盾的联系：不仅是他们的父亲，还有上一代人，那些无时不在的权威性“老人”经常被要求弥补他们的缺憾。《乘客》主人公的祖母格拉内伦（Granelle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因为与新的“禁果”诞生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密切接触而死于癌症。
格拉内伦是一个十足的正面人物，她成长于圣经知识学院而不是科技学院，似乎是唯一能够理解那些令她的孙子心神不安的幽灵的人[24]。“老人”是通向先祖黄金时代的环扣，是一种或许已经失落的秩序的守护者，他们为将这种秩序传承给这个对他们来说越来越难以理解的世界而感到吃力。因此，正是在名为《老无所依》的小说中，贝尔警长对他之前的执法者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负罪感和怀旧情绪：“我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过往的人物。虽然我巴不得，可我却不是。我是一个现世的人”。在这个现世中，他最后的希望的话语是通过梦里的祖父而得以体现：祖父骑着马走在他前面，举着火把，点燃了一堆火，等着他，虽然到处都是寒冷和黑暗。
火种代代相传的形象在《路》中成为基本要素，几乎成为识别“善”的关键词：火种的承载者是男人和幼童，也是尾声中出现的家庭，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因对培育生命和在生活中付出的善德信仰而结合在一起。火来自我们心中，但同时我们也接受它，它必须一直燃烧，这样才能让外界看到它，并点燃他人心中的火花。
这就是《日落号列车》（2006年）[25]中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一部“戏剧形式的小说”，也是麦卡锡长期以来唯一一部没有涉及漂泊生活的作品，故事以一个房间为背景：一所房子！仿佛是一个达到的目标。在一张桌子旁，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面对面地讨论生命的意义，这几乎是一盘伯格曼式的记忆棋局。白人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刚刚试图跳到列车之下；黑人救了他，现在试图重新唤起他的生命之火，因为即使是在这个白人的身上，他也看到了“一束善光，一束真正的光”的存在。在《日落号列车》中，麦卡锡第一次没有像以前的小说那样诉诸不可捉摸的“造物主”，而是公开提出了“耶稣”的名字。必须即刻指出的是，麦卡锡的耶稣植根于他的象征人类学（“耶稣是一个人，反过来说，一个人是耶稣，不可能有其他的不同说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人性的热爱。同时，他的耶稣又是一个对超越人类的可能性作出承诺的人：“祂说你可以获得永生。生命，今天就能拥有，将它握在手中，并且还能看到它。它散发着光芒，也有一定的重量，虽然不是很重；摸起来是热的，虽然只是一点点的热。它是永恒的。你可以拥有它：就在今天”[26]。
麦卡锡的信仰总是指向一种活出来的超越，指向火焰或黑暗的使者，这些使者赋予他们面貌和实质，但也同时超越了他们各自的形式。对于这位普利策奖得主来说，宗教首先是一种对兄弟负责的行为（“你必须爱你的兄弟，否则你就会死去”[27]）。这是一种“活着的人的宗教”，不能通过取代良知而使其有所削弱，而是要加强良知，以便做好准备，迎战那些不可避免的瓦解社会的力量。
生死攸关
“我对写短篇小说不感兴趣。在我看来，任何不占用你整整几年时间、不会逼你走向自杀的东西都是不值得的”，麦卡锡曾在一次难得接受的采访中对《华尔街日报》这样说道[28]。此外，《滚石》杂志在访问圣达菲研究所（这位作家在那里担任嘉宾及委托人为时近40年）时，也正好碰见他正在开始与一些生物学家讨论自杀问题[29]。
自杀虽然在麦卡锡的小说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却被重笔描述。自杀的人有《路》中主人公的妻子（“至于我，我只希望达到永恒的虚无”[30]），还有我们在《日落号列车》中遇到的白人“黑暗教授”（“我现在只剩下虚无的希望”[31]）。两例自杀都不是出于抑郁病态，而是通过激昂的思绪、从不退让的理性而得出的必然结论。根据象征人类学迄今为止的观察，自杀也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正如切斯特顿（Chesterton）所言：“自杀者杀死了自己，也杀死了所有人；于其而言，他将整个世界一笔勾销”[32]。
自杀这一“严重案例”是麦卡锡临终前留给我们的姊妹作的核心。《乘客》和《斯特拉·玛丽斯》讲述了鲍比（Bobby）和艾丽西亚·韦斯特（Alicia Western）兄妹的故事。他们是一位参与开发第一个原子装置的科学家的子女。鲍比学习物理学，而艾丽西亚则是一名早熟的数学天才。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最古老的禁忌：彼此间的爱恋，这导致鲍比逃离妹妹，并且为了忘掉她而放弃 了自己的大学生涯，投身于越来越危险的工作，包括赛车。《乘客》以发现艾丽西亚的尸体开篇，我们将通过《斯特拉·玛丽斯》所叙述的10年前发生的故事中了解到，在一场车祸使鲍比陷入不可逆性昏迷之后，她再也找不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因此，对艾丽西亚来说，在这个她眼中只剩下“与生俱来的集体式”不幸福的世界里，使她唯一快乐的希望也在遗憾中消匿[33]。尽管所有的概率（我们亦可称之为“奇迹”）计算，鲍比还是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但他不得不面对妹妹的死亡和终生的悔恨。在一步步坠入人生谷底的同时[34]，鲍比将勇敢地接受以一种神秘的赎罪方式度过余生。读者将在圣周期间与他告别：鲍比等待着他的复活主日，一边祈祷着，不知道向谁、也不知道祈祷什么，他是世上的最后一个异教徒，与妹妹在日后或是在死亡中重逢的希望鼓舞着他。
《斯特拉·马里斯》似乎在结构和主题上与《日落号列车》相关联。这个故事同样发生在一个房间里，只不过是在一个精神病治疗中心，除了艾丽西亚·韦斯特（Alicia Western）和科恩（Cohen）医生的声音交替出现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戏剧动作。事实上，艾丽西亚已经是第三次入院，因为她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并伴有视幻觉和听幻觉[35]。
尽管《斯特拉·玛丽斯》的七个章节记录了多次心理治疗，但与《日落号列车》中的黑人不同，科恩医生未能提出与生存相关的足够论据来劝阻艾丽西亚不要自杀：他的形象似乎更像是一种文学手段，为实际上冗长的独白赋予节奏。与那些文雅的哲学论证相比，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孤独感更能说明艾丽西亚自杀的原因。她将在圣诞节当天自杀，而这一天恰好临近她的生日。
追问麦卡锡是站在黑人一边还是白人一边、是站在鲍比一边还是艾丽西亚一边是否有任何意义？他给予了他们平等的机会来说明各自的观点，双方不都代表了他内心的重要部分吗？麦卡锡的典型特征是其视野的激进性，他拒绝不提出问题，静静地安于现状的生活：他不是代替读者选择答案，而是激励读者，敦促他在各种极端的后果中明确自己的信念，从而决定站在哪一边[36]。
可以肯定的是，麦卡锡并没有停止向双方伸出双手。如果说《日落号列车》是以承认不可调和的分道扬镳–白人离开房间–而告终，那么《斯特拉·玛丽斯》的尾声则伴随着一种辞别的姿态，同时也表达了不被抛弃的愿望，即使“为期已满”[37]。在凄美的最后一幕中，艾丽西亚请求科恩医生握住她的手–科恩医生是唯一一位让她感到自己的心声被聆听，并与她建立了某种关系的心理医生。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它打破了精神病学的固定模式，像爱抚一样触及了艾丽西亚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的唯我主义。这一幕让人想起麦卡锡多年前向我们讲述的另一次握手：“他最后说道，没有人能够在生命结束之前理解自己的生命，但到了那个时候，又怎么可能弥补呢？只有天主的恩典才能将我们与生命之线紧紧相连。他将神父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中，让他看看他们紧握的手，看看他们有多么相像。这肉体只是一种追忆之物，但却道出了真相。最终，每个人的道路也正是所有人的道路”[38]。
- 这一消息由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出版社发布，并经死者的儿子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证实：请参阅 https://global.penguinrandomhouse.com/announcements/author-cormac-mccarthy-dies-at-89。 ↑
- 尽管哲学潜台词在麦卡锡的每部小说中都比比皆是，但他唯独在《旅客》和《斯特拉·马里斯》中明确引用了自己经常接触的思想家（叔本华[A. Schopenauer]、康德[I. Kant]、帕斯卡[B. Pascal]、弗洛伊德[S. Freud]、荣格[C. G. Jung]、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契普科[D. Czepko]）以及物理学家和数学哲学家（尤其是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哥德尔[K. Gödel]和格洛腾迪克[A. Grothendieck]）的观点。麦卡锡在一篇独特的文章中探讨了语言哲学的一些问题，请参见：«The Keluké Problem. Where did language come from?», in Nautilus Magazine，2017年4月17日。麦卡锡在《斯特拉·马里斯》中提到了这篇文章，请参见：C. McCarthy, Stella Maris, New York, Knopf, 2022, 175. ↑
- 布鲁姆还将科马克·麦卡锡与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在各自文学作品中对暴力的描述进行了比较。参见H. Bloom, Il genio. Il senso dell’eccellenza attraverso le vite di cento individui non comuni, Milano, Rizzoli, 2002, 667 s. ↑
- 参见F. Castelli, «Cormac McCarthy: portare il fuoco», in Civ. Catt. 2014 II 224-235. ↑
- 《黑金杀机》（2013 年），雷德利·斯科特执导，迈克尔·法斯宾德、卡梅隆·迪亚兹、布拉德·皮特、佩内洛普·克鲁兹、哈维尔·巴登主演。参见C. McCarthy, The counselor – Il procuratore, Torino, Einaudi, 2013. ↑
- 参见R. B. Woodward, «Cormac McCarthy’s Venomous Fiction», in The New York Times, 19 aprile 1992. ↑
- J. Bergamín, Frontiere infernali della poesia, Milano, Anabasi, 1993, 10. ↑
- 参见C. McCarthy, Il guardiano del frutteto, Torino, Einaudi, 2002. ↑
- 参见Id., Il buio fuori, ivi, 1997, 3; 109; 195. ↑
- 参见Id., Figlio di Dio, ivi, 2000, 167. ↑
- Ivi, 5和166. ↑
- J. Yardley, «In All Its Gory»，载于《华盛顿邮报》，1985年3月13日。 ↑
- C. McCarthy, Non è un paese per vecchi, Torino, Einaudi, 2006, 176. ↑
- F. O’Connor, «Sulla propria opera», in Id., Nel territorio del diavolo, Roma – Napoli, Theoria, 1993, 88 s. ↑
- C. McCarthy, Non è un paese per vecchi, cit., 4. ↑
- F. O’Connor, «Sulla propria opera», cit., 85. ↑
- C. McCarthy, Cavalli selvaggi, in «Trilogia della Frontiera», Torino, Einaudi, 2008, 225. ↑
- Id., Suttree, ivi, 2009, 161. ↑
- 参见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2007 年1月5日对科马克·麦卡锡的采访。意大利语全文：«Cormac McCarthy: “Io, mio figlio e la strada”», in Il Foglio, 7 gennaio 2007. ↑
- C. McCarthy, La strada, Torino, Einaudi, 2007, 58. ↑
- Id., Oltre il confine, ivi, 1995, 135. ↑
- Id., Città della pianura, ivi, 1999, 328. ↑
- Ivi, 330. ↑
- “我相信神的计划。我曾有过黑暗的时刻，也在那些时刻有过更阴暗的怀疑，但却从未怀疑过神的计划”（C. McCarthy, Il passeggero, ivi, 2023, 182）。 ↑
- 参见F. Castelli, «Cormac McCarthy: portare il fuoco», cit. ↑
- C. McCarthy, Sunset Limited, Torino, Einaudi, 2008, 66. ↑
- Ivi, 101. ↑
- J. Jurgensen, «Hollywood’s Favorite Cowboy»,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 novembre 2009. ↑
- D. Kushner, «“If it doesn’t concern life and death, it’s not interesting”: Cormac McCarthy’s American Odyssey», in Rolling stones, 2007年12月27日。 ↑
- C. McCarthy, La strada, cit., 45. ↑
- Id., Sunset Limited, cit., 118. ↑
- G. K. Chesterton, Ortodossia, Casale Monferrato (Al), Piemme, 1999, 89. ↑
- C. McCarthy, Il passeggero, cit., 352。他的立场与白人不谋而合，对白人而言，幸福“与人的处境背道而驰”（Sunset Limited, cit., 45）。 ↑
- 这一主题同样在麦卡锡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但这里明确引用了“超脱之道”的支持者、西里西亚神秘主义者丹尼尔·切普科（ Daniel Czepko）的一个对句（C. McCarthy, The Passenger, cit., 365）。 ↑
- 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与切斯特顿在《东正教》一书中对疯狂的论述不谋而合的巧合，见：Chesterton，Ortodossia, cit., 15-17. ↑
- 对艾丽西亚来说，信不信神不是个人性格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参见C. McCarthy, Stella Maris, cit., 116. ↑
- Ivi, 190. ↑
- Id., Oltre il confine, cit., 13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