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 – 贝蒂·瓦格瑟（Betty Varghese） 家系心理学是什么？
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上如今已确知，每个人一出生不但从双亲那里接受了生物和遗传因子，也承接了心理遗产：比如一个人的创伤、成功、失败、意外事故、甚至疾病等等，有时都和自己祖先远逝的经历有关。这就像一条传递的链条，我们时而会发觉一些令人困惑的事故竟能够在可以追溯到的家谱历史中找到解答。家系心理学作为探究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不仅从个人观点来解读所发生的事故，而且将之置入家族历史更广大的创伤中，藉以承认过去的事故仍继续不利地影响着现在，阻碍个人实现自己的计划和渴望。
家系心理学与个人和家庭历史关系的理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即由跨代学派（scuola transgenerazionale）创始人安内·安切林·秀珍贝尔格（Anne Ancelin Schützenberger, 1919-2018）所奠定。她重拾弗朗刷·多尔托·（ Françoise Dolto ,1908-88）、雅各布·肋味·莫雷诺（Jacob Levi Moreno ,1889-1974）、格雷戈里·巴特森（ Gregory Bateson , 1904-80）以及伊凡·波佐梅尼-纳吉（ Ivan Boszormenyi-Nagy , 1920-2007）的研究，设计出一套治疗法，足以帮助人了解他过去的经历和创伤。秀珍贝尔格在逐步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的时候，发现自己与无意识心理学（psicologia del profondo）的主张一致，认为非话语传达（comunicazione non verbale）和家族历史（storia familiare）在解说某种机能运转不良现象上有其重要性。这些机能运转不良乍看起来无法解释，却似乎神秘地在后代人中经常重演事故的情节。
某些特有的层面
首先必须思考的是：孩童是否在爱的背景下受孕，是否双亲所渴望的，是否生活在起码的安全保障中；或者他的诞生被视为双亲生活过程中的意外，或只为了报答他人的需要。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衡量他在兄弟姐妹中、在亲生父母亲与亲戚面前、或在认养的父母亲眼中、乃至双亲又与他人进一步结合中的身份地位。
另一个要点就是必须区分所谓的代际遗传（trasmissione intergenerazionale）和跨代际遗传（trasmissione transgenerazionale）之间的不同；代际遗传彼此都知晓，遗传的特征格外显著，例如才干、天资、体型特征等等；跨代际遗传涉及的人数众多，代代相隔遥远，遗传因子属于心理上的，因此比较隐秘不显。代际遗传能藉着父母亲和祖父母的记忆而确定，并能追溯到前三代；然而，代际遗传也可以视为跨代际遗传的端倪，如冰山一角，它是一种个人和家庭无意识的心理经验，“就因为它静默不彰，所以更为活跃：那些没有获得领悟了解或详尽处理、让我们模糊感受到、而且表达得不明确妥当的，都像是冰山看不见的那部分，它们依照原状‘毫无结构’地传递下来，在我们不知不觉中主导着我们”[1]。那座隐藏的冰山经常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甚至在相隔许久之后重新浮现。
跨代际心理学进一步肯定非话语传达的性质，这种传达就因为在理念上没有经过详细的建构，所以经常更深入，也更具侵入性。精神分析（psicanalisi）自创始之初便致力于互相影响（interazione）这方面的研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Psicopatologia della vita quotidiana）》即专门探讨这事；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继而予以发挥，以原型（archetipo）的概念指出未说出却真实的传递。这个原型乃是普遍符号（simboli universali）的泉源，那些符号显示集体而非个人类型无意识状态的临在，这样的临在代代相传[2]。
符号学和语言哲学早就指出传达的经验和行为的重要性：这就是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说的“无法表达的事物”（inesprimibile），它乃是所有能够形诸于言语笔墨者的根源和推动力，就像价值判断，“设法说些某些事实上无法说出的东西”[3]。
家系心理学特别指出那些隐秘埋藏的事物存在于这样的代代相传中，只要它们仍隐藏在缄默的层次，便能给主体的生活带来严重的阻碍。为了避免这样的阻碍，需要藉着秀珍贝尔格所说的“家族社群关系表”（genosociogramma）来对自己的家庭历史、即使是遥远的、进行化解的工作：不但识别自己的家谱，而且要认识存留在自己生命事故中的祖先生活痕迹或不愉快的往事。这种重新整理、化解、进而对自己即使并没有亲历的往事进行举哀追悼的工作（il lavoro del lutto）,足以让个人解脱这些经常是无意识的束缚。要是这样的工作不受重视，仅以个人所做或所忽略的决定、选择与评估来因应事故，则这些决定、选择与评估乃是死亡之路，而非生命之道。创伤的经验也能反复出现在恶梦、离奇的意外和猝逝中，它们都与事故发生的明确时日和地点有关。能够注意到并认出事故彼此的关联乃是很重要的事，“这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所受的苦经常和我们认同一件未竟的往事有关。也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进行举哀的工作（elaborarne il lutto），将之安葬，‘弥补’（riparare）先前的失落，‘清理家谱’（ripulire l’albero genealogico），至少象征性地，我们则能够避免各代重演创伤的种种后果，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4]。
很难确立明确的准则，藉以回答为什么没有举哀的后果会显示在某特定事件上而不在别的事上的问题；弗洛伊德该会说，无意识是自家的主人，它为所欲为（l’inconscio è padrone in casa propria e fa quel che vuole）。
这也意味着不把了解这些事件的准则作为逻辑来看待。这样的逻辑视这种关联为荒谬而加以拒绝，但矛盾的正是这样的拒绝容许所发生的事传递下去。欲了解个中的关键却是另一类。或许引据某些相关的事例有助于更适当地予以了解[5]。
临床事例
1）“周年综合症状（le sindromi d’anniversario）”。这是代代都重复出现的某种现象，即使个人都没意识到，但显示奇异的关联：“周年综合症状会在后代年龄与祖先发生意外事故相同年龄时发生，并感受同样的症状或意外事件（如创伤，疾病，意外事件，进驻医院，进驻精神病院，举哀）。这样的症状也会年年在相关事故发生的时日或时段重复显示出来，因此，某些症状如恶梦、焦虑危机或意外事件等，能在与重要的祖先第一次遭受创伤时的年龄、甚至同月、同日发生”[6]。重复出现创伤发生时的确切事况就是那些被遗忘的事件。
创伤事件之一就是疾病。从跨代际的角度看，癌症常是无意识遗传的后果，好像是要感同身受自己亲人所经历的事故一样。这在他难以预料的次要问题上也是如此。39岁患睾丸癌症的查理斯（Charles）就是一个例子：他接受手术，面对死亡的危险，却拒绝接受化疗。查看他的族谱，发现他的祖父39岁时遭骆驼踢伤睾丸而死，这个事情和遗传毫无关系…；他的外祖父也在39岁时死于战争，由于瓦斯中毒，却因担心使用麻醉剂会汲取更多毒剂，所以拒绝化疗。过世时留下一个9岁的儿子，与查理斯现在的女儿同龄。
波佐梅尼-纳吉称这样的事况为家属的忠诚（lealtà familiare），“一串看不见的纤维穿越家族关系历史，维持家族体系的平衡”，犹如透过强迫性的重复事故或心境来偿还对祖先所欠的约[7]。这种现象赋予一种家族身份，类似使当事人感到与自己的亲属有关联，不使他们疏远，否则就如背叛他们一样。
另一个周年综合症状就是某些奇怪的事故经常发生。32岁的马尔克（Marc）因为在进行悬挂式滑翔机（deltaplano）飞行时发生意外以致瘫痪。他的主管教练事前总会问他是否准备妥当飞翔，但那天他的教练正好不在，另一位他不认识的教练并没有问他安全问题；就这样，马尔克竟然很奇怪地忘了自己一向很留意的繋好安全带。
回溯自己的家族史，马尔克好不容易发现他的父亲也在相同年纪时陷于瘫痪。这位父亲被监禁在狱场的冶炼厂劳动。事发那天他惯常的工作伙伴不在，另一个人却忘了把生铁熔锅固定，以致熔锅压到他的足部，从此再也不能行走。这两件先后事例发生时，不仅父子两人的年岁相同，而且发生的月份和事况背景都如出一辙。询问马尔克为何记不得他父亲的遭遇，他说家里从没有人提过这件事，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件不合理的事。一经确立这两件事故的关联之后，马尔克重新开始他的悬挂式滑翔机飞行。他是忘记了父亲遭遇的意外，而不是因他在与父亲同龄时疏忽了繋好安全带。
这些事例显示这种奇妙相似的事例会衍生，诸如车祸可以三代连续发生，且时日都相同；开学第一天父母亲带孩子上学时，或者双亲与儿子在同样年纪时发生同样的事故，或在近亲过世那天有发生意外死亡的危险。
当一个人能够回溯到极古老的时代，可以发现一连串的悲剧，就如D. M.家族一名成员的例子。他是贵族的后裔，他熟悉家族几乎千年的历史。跨代家族历史的探寻结果显示他们每一代都有一个三岁的幼儿溺死，从中古世纪直到1990年都如此。这条死亡的链子是如此地明显，以致这个家族被赋以“必死”（mortale）的绰号，也因为如此，这位后裔决定不生子女。
2） “科班神经质（nervosi di classe）”。其他的事例也会出现在求学方面的挫败。一个人没能取得研读结束的学位（特别是在研读期间并没有出现重大的问题）显示他与家族中某个成员没能或不愿获得高中或大学文凭的挫败出奇的类似。就这样，一种对不知从何者承继过来的遗传的忠诚导致学业未能完成：由于突然失落记忆或因为忘记携带身份证，以致结业考试失利。心理学家文森·德高乐雅克（Vincent de Gaulejac）曾谈及“科班神经质”，它与最接近的前三、四代发生的事件有关。取得与祖先不同的身份地位被视为背叛祖先。于是就在时间巨流中永续重演着一种看不见的破坏[8]。
3）“替代的儿子（il figlio sostitutivo）”。心理遗传特别痛苦的一面就是替代的儿子。在这方面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就是悲剧的典型。他和他小哥哥同日生，取相同的名字。他哥哥于他出生的前一年去世。他每当去坟墓时总看到自己的姓名写在“他的（哥哥）”坟墓上，后来他才知道那并不是他。此即所谓的“替代的儿子”，目的在平抚去世亲人留下的空洞。这是可怕的负担，令梵高毕生不安，在他成年后这种不安也屡次重现。当梵高的另一位弟弟德奥（Theo）当了父亲后，也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文森，并以极其暧昧的方式通知梵高说（“但愿这个文森”活下去并有所成就）。当画家梵高读到这封信时自杀了：“为他来说这就好像不能同时生存着两个文森·梵高一样。他的弟弟似乎在强调两人无法同时存在…。那是个替代的婴孩，甚至没有可能谈到这位死去的哥哥，他多少感到自己是个篡位者，因为他取了不属于他的位子和名字”[9]。
当然，这一切并非德奥的心意，但也正因为如此，事情变得更具意义，而且当文森·梵高完全了解信件无意识的双重讯息时，更令他担忧。
从“家属的忠诚”解脱出来：行使自由
承认家族历史对个人某些事故的影响当然不意味着否认人的自由和责任。关于这点，贝尔纳德·郎尼根（Bernard Lonergan）适当地区分“本质自由（libertà essenziale）” 和“实际自由（libertà effettiva»）”之别，他以为前者是辨识和控制自己行为以及知道和做决定的能力（capacità di intendere e volere, di capire e prendere delle decisioni），而后者则是面对种种不同的抉择时，藉由适当的选择来具体行使自由的能力（l’esercizio concreto di tale capacità mediante opportune scelte di fronte ad alternative differenti）。郎尼根举抽烟者欲戒烟为例子：抽烟者始终有戒烟的自由，却不戒，因为他受到习惯的约束。
耶稣会士路易吉·卢拉（Luigi Rulla）神父采用这个基本区分法来看基督信徒的圣召，他指出圣召乃是一种无意识的动力发展（le dinamiche inconsce），只要它停留在原状，就实际限制个人决定献身为他人服务的自由。事实上，从这方面看，献身的价值是受到承认和宣示的，却因为受到如此的限制而未能具体实践。类似的心理状态就是这位耶稣会士心理学家所称的“第二个面向（seconda dimensione）”：这个面向“去除了一个人必须研判他反省评估的那一部分，也就是缩减他做抉择的范围。于是人自我超越、以天主为中心的实际自由减少了，即使没有被去除，也受到了局限；事实上，人的实际自由留在人有意识的那部分，它使主体能够局部做出自由的决定”[10]。
从这方面看，一个人体认到自己固然受到个人和家庭无意识动态发展的限制，但这丝毫不影响他行使自由，反而予以强化，使他 得以实现他在人际关系和选择上真正期望的，进而从家属的忠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生活在接受新意中。
另一个相关的重要事例则来自大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他去世的哥哥也和他同名，他那位哀痛欲绝的母亲不断到坟墓看哥哥，称他为“我的小天使”。达利深知自己承受着这个可怕的遗传；他法语写的自传书名很有意思《如何成为达利（Comment on devient Dalí）》，书中写道：“我在生活之前已先度过死亡…。我的哥哥在我出生前三个月便亡故…。但我仍深深感受到他持续不断的临在…，一种感情上的盗窃…。我这位已故、而他的幽灵进入我生命中的哥哥当然不是偶然被取名为萨尔瓦多，一如我父亲和我一样…。我开始藉着填满空虚的亲情来生活，但这其实不是我真正在意的”[11]。或许正因为如此，达利选择了与小天使完全相反的生活举止，表现出怪异的性格，藉以重新肯定自己与已故兄长的不同和差距[12]。
除此之外，达利也藉着绘画来陶冶净化自己：他画了64次简·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的“晚祷（angelus，习称“天神经”，“三鈡经”）”。达利第一次看到米勒這幅画是悬挂在他小学墙壁上的复制品，当时他为之着魔不已，甚至为它写了一本名为《米勒晚祷的悲剧神话人物（Il tragico mito dell’Angelus di Millet）》的书。书中达利说明這幅画在他初见时便令他着迷的原因，理由不只是因为令他联想到哥哥的外号，也因为他怀疑這幅画隐藏着一个秘密[13]。由于他的名气，他终有办法把這幅画做X射线扫描：结果似乎显示画中两个人物之间的马铃薯篮子下有个状如平行六面体的物件，这会令人想到是个小棺木。米勒在介绍他這幅画时曾宣称：“我在作晚祷這幅画时，想到昔日我们在农地做工的时刻和我的祖母，每当听到教堂的钟声，她就叫我们放下工作，颂念三钟经，以纪念贫苦可怜的亡者”[14]。事实上，米勒似乎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决定用马铃薯篮子覆盖着那口棺木，以为这样会比较容易卖出画作。
达利看到放射线扫描结果后，说他始终直觉到米勒那幅画隐藏着一个孩童的死亡。达利在不断重复画“晚祷”时，把米勒原作中那两个人物之间所有可能删除的东西都去掉。然而，死亡并不因为如此而不存留在画面上。米勒的男人和女人变成了达利的巨大石雕，他们的脚被柏树围着：画面的布置令人想到阿尔诺·伯克林（Arnold Böcklin）的“亡者之岛（L’isola dei morti）”。在那两个石雕男女前面有两个极小的人物：一个成年人一手牵着一个孩童的手，另一只手指着石雕女性。
总有可能重拾自己的生命
达利的生活经历和他的选择可以作为心理学名词“心理复原力（resilienza）”所说的范例，那就是主体对不利和紧张压力的条件状况所做的反应力，从而在生命中取得非凡的成就[15]。
为此，重要的是尽可能地追溯认识自己的族谱，记录下祖宗们的生平事迹，包括在感情上格外具有意义的事件。在家族社群关系表（genosociogramma）中也要纳入那些没有血统关系、却涉入家族历史的人士。这种追溯探究的方式使人认识、了解那些延续存留下来的事件的原委，帮助人识别出那条连接世代、无意识传递下来、却可以在治疗效程中发现的红线，就如上述提及的，或在其他比较轻描淡写之处也可以发觉的，亦即：只要接近明确的日期、或在同一个地方、或在试图从事某些特别的活动时，便出现奇怪的不适。
即使缺乏直接的记忆，今日却有更多的可能性认识自己的族谱。近几年来美国有些网站和程式，可以经由个人的基因回溯到数代之前的祖宗。在意大利文化部的大门就可以参阅个人的档案资料，查询自己的族谱[16]。
属于家系心理学的跨代透视法提醒我们，即使我们不如所想象的那么自由，但能意识到这点也是我们享有自由的证明：上面所提到的几个例子指出，人总有可能折断那个看不见的约制（patto），这些约制会引发重复前人的某些痛苦事件。经由经历者临床治疗时的叙述，这样的透视法让当事人觉察到发生在前人和自己身上的事故是如何地相似和巧合，进而发现那几乎是无意识的迷信如何抑制他改变自己的冲力。当那没有说出来的缘由被表明出来，而那彼此的关联也被承认后，这条看不见的红线经常就会自动消失：疾病会在医生的协助下找到痊愈之路，口述记录将折断悲哀意外事故的锁链，于是当事人终于超越一直以为无法超越的障碍，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重获生活的意愿。
能够摆脱无意识的家属的忠诚是一件重要的事，这使当事人恢复心理上的自主，能完全适应自己的独特性，不必再承担前人的命运。能够充分度属于自己的生活乃是感激祖宗最美好、最健康的形式。
- 参见A. Ancelin Schützenberger, Psicogenealogia. Guarire le ferite familiari e ritrovare se stessi, Roma, Di Renzo, 2011, 25 s. ↑
- “灵魂（心灵，精神）本身就是世界主观事实唯一直接和不可或缺的经验。灵魂所创造的符号基本上有着无意识的原型，但他们的形式所显示的却是良知获取的理念所塑造的成果。原型是精神（心灵）超然结构的元素；它们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和特定的能量，因着这个能量它们能够吸引良知认为最适宜的内容”参见C. G. Jung, «Simboli della trasformazione», in Id., Opere, vol. 5, Torino, Boringhieri, 1970, 231 s; cfr E. Jones, Teoria del simbolismo, Roma, Astrolabio, 1972, 100-105。 ↑
- H. O. Mounce, Introduzione al «Tractatus» di Wittgenstein, Genova, Marietti, 2000, 109. Cfr M. Sbisà, Detto non detto. Le forme della comunicazione implicita, Bari, Laterza, 2007. ↑
- 参见A. Ancelin Schützenberger, Psicogenealogia…, cit., 页38。 ↑
- 引据的事例见A. Ancelin Schützenberger, La sindrome degli antenati. Psicoterapia trans-generazionale e i legami nascosti nell’albero genealogico, Roma, Di Renzo, 2019, 117-163. ↑
- 同 Psicogenealogia…, cit., 39. Cfr J. Hilgard – M. Newman, «Evidence for Functional Genesis In Mental Illness: Schizophrenia, Depressive Psychoses And Psychoneuroses», in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32 (1961/1) 3-16. ↑
- 参见 I. Boszormenyi-Nagy – G. Spark, Lealtà invisibili（不可见的忠诚）, Roma, Astrolabio, 1988, 74. Guy Ausloos 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 «那被禁止知道的也就是被禁止不知道的（Ciò che è vietato sapere è anche proibito non sapere）» (cfr G. Ausloos, «Secrets de famille. Changements systémiques en thérapie familiale», in Annales de psychothérapie, Paris, ESF, 1980, 62-79). ↑
- 参见V. de Gaulejac, La névrose de classe. Trajectoire sociale et conflits d’identité, Paris, Payot, 2016, 150. 帕罗·阿尔托（Palo Alto）的心理学院长期研究这些阻碍实现生命重大改变的奇怪阻滞：参见: cfr P. Watzlawick – J. H. Weakland – R. Fisch, 改变：问题的形成和解决（Change: la formazione e la soluzione dei problemi）, Roma, Astrolabio Ubaldini, 1978. ↑
- A. Ancelin Schützenberger, La sindrome degli antenati…, cit., 154. ↑
- 参见L. Rulla, Antropologia della vocazione cristiana. Basi interdisciplinari, Casale Monferrato (Al), Piemme, 1985, 140; B. Lonergan, Insight: A Study of Human Understanding, London, Longmans, 1958, 627 (in it. Insight. Uno studio del comprendere umano, Roma, Città Nuova, 2007). Per una possibile applicazione di questa distinzione nell’ambito della scelta matrimoniale, cfr G. Versaldi, «L’uomo debole e la capacità per autodonarsi: quale capacità per il matrimonio?», in Ius Ecclesiae 19 (2007/3) 583 s. ↑
- S. Dalí, Comment on devient Dalí, Paris, Laffont, 1973, 12 s. ↑
- 在一次电视访问中，达利承认他选择戏剧性和古怪的举止，乃是挥别“替代弟兄”这个角色，进行哀悼举哀（elaborare il lutto）的最好方式：“为了区别我和已故的哥哥，我必须做所有那些古怪的事，同时不断肯定我不是那位已故的哥哥”(Arxiu Rtve Catalunya, «A fondo: Salvador Dalí 1977. Archivo de video», in www.rtve.es/alacarta/videos/arxiu/arxiu-tve-catalunya-fondo-salvadordali/317822)。 ↑
- “1932年米勒的‘晚祷’形象突然出现在我心灵，没有任何近期的记忆或有意识的联想能给我即时的说明…。我为此深感惊讶和不安，因为在我的视觉中这个形象虽然完全‘符合’我昔日（在小学墙壁）所看过的那幅复制的画，但‘我觉得’它必定修改过，而且充满潜在的含义，似乎米勒的晚祷‘突然间’成了最令我感到不安、最莫测高深、最浓厚、最富有未曾存在过的无意识思维”（S. Dalí, Il tragico mito dell’Angelus di Millet, Milano, Abscondita, 2000, 23）。 ↑
- J.-F. Millet, L’Angelus, in www.musee-orsay.fr/it/opere/langelus-345. 参见 A. Ancelin Schützenberger, La sindrome degli antenati…, cit., 154 s. ↑
- 参见A. Oliverio Ferraris, La forza d’animo. Cos’è e come possiamo insegnarla ai nostri figli, Milano, Rizzoli, 2003. ↑
- 参见 https://antenati.cultura.gov.it/strumenti/ricerca-genealogica/. 在美国，最复杂也最完整的程式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布洛德学院（Broad Institute del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大资料研究所（Big Data Institute） 的 Anthony Wilder Wohns团队所研制出来的。研究成果刊载在《科学（rivista Science）》杂志上 (A. Wilder Wohns et Al., «A unified genealogy of modern and ancient genomes», in Science, vol. 375, n. 6583, 2022, 1-9). 这个团队并没有隐瞒研究的困难；虽然如此，他们研发的程式终能够研析出数十万现代人及数千个古代人的基因。这显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为能进一步了解如何建构自己的族谱，可参见A. Ancelin Schützenberger, Psicogenealogia…, cit., 81-9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