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关注生活质量的经济

关于幸福的研究普遍观察到，被视为幸福生活保障的经济收入积累和追求却事与愿违地构成这方面的巨大障碍[1]。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道德及精神生活方面的训导。恰恰是经济学家们指出了货币化生存方式对社会繁荣的不利，并因此而提倡依照古典传统重估关于商品价值的“智慧型”态度而不是功利型方式的必要。

关于这一主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作出了最令人瞩目的一项贡献。通过对印度和美国这两个相去甚远的社会进行比较，森清楚地认识到，与贫困相比，更加引起人们不满的首先是不平等这一被视为阻碍发挥个人基本天赋的因素；此外，不平等会引起不同级层之间的比较，并通过将收入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导致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说的“假想的不平等”（disuguaglianza immaginaria），被理解为缺乏自我认可及自尊。有人说，普通美国人的满足感在于能够比邻居多挣10美元。

但是，再高的薪金也无法保证这些价值，因为正如哲学家保罗·里歇尔（Paul Ricœur）所言，它们属于“无价”的范畴。妨害一个人满足于其行动及处境的最大障碍是比较，而不是财产的实际数量，因为各种财物都会根据每个人的个性和生活哲学而具有相应的价值。从这一意义而言，与贫穷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收入水平，而是能力的欠缺：“自由、权利、功能、收入、资源、基本利益、需求的满足等等，这些全都是看待不同人的个人生活的不同方式，而每种观点都会导致不同的平等意识”[2]。

阿马蒂亚·森的贡献

根据森的观点，为了促进人类发展，社会必须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培养人的基本能力，也就是他所说的capabilities，“可行能力”，尽管这个词已成为一个专业术语，但并不足以涵盖森所指出的丰富含义。

可行能力与价值、自尊和对生活的满足感紧密相连，而这种满足感远远不止于身体健康。这一概念非常接近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和“机遇”，能够促进人的“充分实现”（fulfillment）。森回避了“幸福”（happiness）这一话题，并有意与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s）传统保持距离。相反，他指出，“充分实现”更符合对人类复杂性的全面考虑和尊重，更接近希腊语中“幸福”（eudaimonia）[3]的原意。

森对亚里士多德的引用绝非偶然，特别是他从物质财富的角度对幸福所提出的疑问：“再者，一味谋求收益的生活是一种违背自然的生活，财富也明显并非我们所追求的利益：事实上，财富只有在‘有用’的情况下才有价值，也就是说，其价值取决于其他因素”[4]。这一“其他因素”正是可行能力，是充分展现自我的可能性，是对赋予生活以品味之事物的热爱，是哲学智慧的根基。

此外，森还借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说明为什么幸福与财富之间的联系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新生的：与现代人不同的是，在古人看来，物质的丰裕首先是一种滋扰美好生活的障碍。经济学和伦理学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被分割为独立学科，自此之后，经济学也随之而日渐式微。物质财富无法弥补生活中基本能力的缺失，包括健康、智力、人际关系、五感的应用等，而这些能力对于人的自我实现是不可或缺的：“通过提出将关注中心从人的手段（mezzi）完全转向实际机会（effettive opportunità），能力观（l’approccio della capacità）旨在彻底推翻许多经济及社会分析中所使用的惯常评价模式”[5]。这些能力的提高使人们能够根据各自的愿望和兴趣做出选择，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福祉。这种方法也有助于对多样性的正确评价：多样性并非一种障碍，而是一种丰富资源，特别是当它被用来为公共利益服务时，会构成“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共享生物、文化、语言、环境、食品、个人资源（服装、烹饪、身体护理）多样性所可能提供的资源[6]。在人性方面“丰富多彩”的社会既不是功利性社会，也不是巨型银行，而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其中的成员享有良好的身体、智力及精神健康。

可见，根据人类本体论结构，某些元素可以被重新发现并被视为“价值”，它们能够使生存变得更加美好和充满情趣； 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可。

迈向幸福政治

2008年2月，时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试图在施政方针他为此而成立了一个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主席）、阿马蒂亚·森（顾问）以及另一位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西（Jean-Paul Fitoussi，协调员）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即“衡量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委员会”（Cmpeps），以验证福祉与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在确定了这种联系的不可持续性之后，委员会在其题为《斯蒂格利茨报告》的最终文件中提出了一些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公民福祉水平的参数[7]。

该报告认为，作为了解生活质量背后复杂因素的第一步，“有必要从单纯对经济生产的衡量转向对公民福祉的衡量”；此外，报告也具体提出了一些对于充分利用现有手段而不可或缺的参数。根据世界各地就同一主题开展的研究，该报告确定了与生活质量有关的以下若干“维度”（为表明问题的复杂性而特别选用的术语）：“I. 物质生活水平（收入、消费和财富）；II.健康； III.教育； IV.个人活动，包括工作；V.政治观点与治理；VI.融合与社会关系；VII.环境（当前及未来的条件）； VIII.经济安全与人身安全”。报告在第6点建议（Recommendation 6）的最后指出：“人们的生活质量取决于客观条件及能力。应采取措施改善人们的健康、教育、个人活动及环境条件。特别是，应做出巨大努力，制定并实施可用于预测生活满意度的社会融合、政治观点以及安全方面的可靠措施”[8]。

该报告也认可了其他可能产生影响的主观因素，诸如人生观、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以及与人际关系有关的选择（如家庭、朋友、各种兴趣爱好）、对职业的积极性、对闲暇时间的管理、 对最需要帮助的人的关注以及对其行善的能力。此外，情绪稳定性（作为对生活满意度的感知）、性格类型（外向-内向）、情绪管理也会产生影响。这是幸福政治具有开拓性的一步。

在意大利，与上述参数极为相似的因素也被关注同样问题的机构发现。例如，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及国家经济与劳动委员会（Cnel）确定了12个与可持续福祉指数（Bes）相关的重要因素，以便根据经济方面以外的指标来识别生活质量。这些指标是：“1.健康；2.教育与培育；3.工作与生活平衡；4.经济福祉；5.社会关系；6.政治与制度；7.安全；8.主观幸福感；9.景观与文化遗产；10.环境；11.研究与创新；12.服务质量”[9]。

此外，有人在尝试计算国民幸福总值（Fil：Felicità interna lorda）时，也发现它首先与生态、环境健康及社会环境宜居性有关。类似的模式也体现于“绿色国民生产总值” （Pil verde）及人类发展指数（Isu：Indice dello sviluppo umano），其中Isu由联合国于1993年提出，以便更准确地阐明增进福祉的因素[10]。

关于“可行能力”（在森所指出的意义上）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卫生组织（Oms：Organizzazione Mondiale della Sanità）在确定使人能够全方位应对生活的一系列个人技能方面所做的工作。这里所涉及的是 “生活技能” （life skills）。

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是在成长过程中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性干预措施而得到提高或巩固的各种技能。它们有助于应对压力以及生活中更为普遍的困难，使人能够成为掌握这些技能的主人，而避免作为受害者的感觉。这些技能的缺失与不足可能会对自我满足感、自尊心及更普遍的价值感造成相当引人注目的问题。

世卫组织列出了这些能力的目录，但这些能力属于人的复合心理动力，因此只可能在人为方式下被彼此分离开来。从“循环性”的角度来表述这些能力，意味着对其中一种能力的获取和提高有助于促进赢得其他能力。这些技能基本上可分为10种，涉及人的3个方面（认知、情感、社会性）：“1.自我意识：对自身及其能力的认识；2.创造力：灵活处理各种情况的能力；3.批判性思维：独立分析及评估情况的能力；4.采取决定：决策能力；5.解决问题：-研究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的能力；6.情绪管理：识别自身及他人情绪的能力；7.压力管理：控制紧张情绪的能力；8.同理心：理解和分享的能力； 9.有效沟通：以口头及非口头方式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的能力；10.有效人际关系：以积极方式与他人互动和交往的能力”[11]。

在这一目录中，值得注意的是同理心（第8项）：建立有意义的情感关系的“引擎”。它是一种敞开心扉并关心他人世界的能力，与个人主义所特有的自我封闭倾向以及悲伤和抑郁等情绪障碍截然不同。最后，应对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听取和接受他人意见时尤其富有成果，并能激发人的积极性。

生活技能首先表现为生物倾向；然而，对其投入关心和关注可以使这些技能得以增强：从内心幸福及身体健康角度来看，这无疑有利于个体本身。这些结论与对另一种心态的研究所发现的结论非常相似，但这种心态直到不久前仍遭到心理学研究的忽视。以感恩倾向为例，它对身体、健康和激发创造力等生活质量具有极大影响，因为思想和兴趣，就像同理心一样，是指向自身以外的。心存感激的人往往对自身以及自己的生活更加满意：当他们不求回报时，就会获得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因为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种无偿性成分[12]。

同样重要的是，正如沙洛姆·施瓦茨（Shalom Schwartz）在10年时间里对60多个国家依照年龄和职业划分的200个抽样群体而进行的研究所表明，这些是在人类历史所有文化和时代中均得到了认可和见证的价值。这些价值不仅涉及生物、情感及文化等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而且开启了自我超越，即突破自我，这是对于个人成长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13]。它们与幸福的基本态度–利他主义意识–相关联。

这些研究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价值（“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星群”）与传统智慧、哲学及宗教之间的关系方面。

城市规划与生活质量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政治计划也提出了关于城市建筑及结构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城市规划的研究已经被作为推行森所指出的可行能力之途径。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 Putnam）认为，城市边缘化是社会资本流失的主要有害原因之一，而助长这种现象的则是成为无名“蚁穴”的封闭式居民区[14] 。为了阻止这些趋势，一些城市监管计划及政策被推出，以使城市不仅具有更好的组织结构和高效的服务设施（商店、公共交通），而且能够提供促进社会关系的空间。这促成了针对该主题的专著的问世，例如查尔斯·蒙哥马利（Charles Montgomery）所著Happy City（《幸福都会》），该书作者是一位加拿大城市规划师，他试图将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与设计相结合：他为此而设计出能够促进道德价值观（团结、慷慨、利他主义）传播、抵消贫困及边缘化负面影响的宜人居住空间和街区。

蒙哥马利在该书中回顾了世界各地大都市市长的工作，他指出，在所有优质规划中总会出现某些不变因素。这些不变因素并不是收入水平、气候的宜人程度、百货商店的数量，而是维护良好的绿地、免费聚会、生活节奏的缓慢程度以及人际关系的质量[15]。

对此，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波哥大（Bogotà）市长恩里克·佩尼亚洛萨（Enrique Peñalosa）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所进行的改建。波哥大曾经因犯罪率高和贩毒分子之间的争斗而臭名昭著，同时也因巨大的交通流量而导致出行艰难。当选市长后，佩尼亚洛萨试图将有关幸福和福祉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城市总体规划中，他这样概括了自己的计划：“我们需要什么才能感到幸福？我们需要行走，就像鸟儿离不开飞翔。我们也需要与他人相处，需要美，需要与大自然接触。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有被排斥的感觉。我们必须感到某种程度上的平等”[16]。他认为，决定性且不容置否的关键因素是交通以及它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包括污染、压力、精神紧张，还有孤独感、个人主义和攻击性（众所周知，驾车会增加愤怒程度）。为此，他大幅度消减了汽车的使用，并将投资集中于改善公共交通、扩建公园、大量铺设自行车道及人行道。此外，他还在城市贫困地区增补了图书馆和公立学校的数量。

尽管遭到抗议和抵制，但该计划逐渐结出了果实，使得波哥大改头换面：道路事故减少了，交通更通畅了，运输更高效了，使用自行车和徒步出行的人更多了。这也带来了生活质量方面的影响：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安全，居民对在这里的生活表示更加满意，就连凶杀案也下降了40%。2015年，佩尼亚洛萨再次当选市长，继续了2016至2019为期三年的任职[17]。

在欧洲，值得一提的是贝特朗·德拉诺埃（Bertrand Delanoë）所奉行的政策。2001年当选巴黎市长之后，他在这座被誉为灯火之城（Ville Lumière） 的市中心打造出了一片娱乐场地，其中设有沙滩、遮阳伞、小卖部、林荫大道及自行车道。

此外，在所有实施类似政策的城市中，生活质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包括维也纳、伦敦、墨西哥城及首尔。只要将生活质量与鼓励自由关系的政策相结合，绿地、步行空间以及便捷的公共交通都是有利于城市互动和都市生活情趣的要素。另一个重要事实是，构建这些改造的基本因素并不是寻求最新时尚，而是秉承以新眼光重新评价过去的意愿，正如托马斯·舍尔（Thomas Scheel）的例子：这位建筑师以托斯卡纳（Toscana）地区的中世纪城市为范本而进行了对哥本哈根的改建工作。

可能的教育途径

在意大利，斯特凡诺·巴托里尼（Stefano Bartolini）也通过提出类似的建议而说明城市化非但不会阻碍，反而能够促进繁兴的生活（flourishing life）并成为学校教育的主题：通过培养对美的欣赏而成就更优秀的自己，着眼于本身就有意义的事情，这在成长阶段尤为重要。巴托里尼指出了使教育与建筑相符所不可或缺的以下三个因素：对自己感到满意的自我关系；与他人的良好关系；以及对培养这两种基本技能方面的协助。从美国引入的大型购物中心是一个不可取的例子：幸福政策必须以减少广告及消费动机为宗旨，这是造成不幸福感的两个显著原因。不幸的是，它们也是两个可观的商业来源，因此，争取真正生活质量的斗争（首先是气候及减少交通和污染物）将继续与占主导地位群体的利益相较量。

巴托里尼从情感、合作及文化层面的基础教育需求出发（实际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充实生活），对此，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互动是最佳发展空间。虽然这一切都被纳入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建议中，却具有以下几个决定性方面的缺陷：“[学校]教人在生产活动中抛开一切开心的念头，而不是将生产与幸福结合在一起；教人循规蹈矩地接受对自己的教育，而不是主动培养自身兴趣；教人与自己的身体为敌，而不是让人照顾自己的身体需要；教人抓紧时间[…]，在组织中要有依从性[…]并造成排斥”[18]。

不幸的是，这一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效率最高、筛选性最强的社会，尤其是在学校教育方面，却衍生出大量急剧增长的内部贫困和边缘化现象。蛰居族（hikikomori）现象的爆发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淡化教育提案以及扶助弱者结合起来。教育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而转化为公民教育和道德提升。正如森所指出，当学校和生活相遇时，它们会对表达最真实愿望的动机和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唐·米拉尼（Don Milani）的巴尔比亚纳（Barbiana）学校是一个开创性的实验，尽管有其局限性，却是融合这些不同技能的一个早期尝试。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电子游戏在以建设性方式激发兴趣、知识、合作及唤起热情潜能方面的教育作用。同样，在建筑和城市方面亦是如此[20]。

重要的是，“幸福城市运动”所关注的对大都市生活质量的改善体现了（人际）关系能力的提高：试想住房结构如何能够增进相遇的机会，而相遇是一剂良药，可以消除对多样性和边缘化的恐惧，这种恐惧正是造成暴力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年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海利韦尔（John F. Helliwell）一直致力于研究幸福感与社会关系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他指出的一个简单事实是：在步行或骑自行车的过程中与人相遇，与在汽车中与人相遇的性质完全不同。他在考察加拿大一些城市的互动关系时指出，幸福感与人际间的信任程度“我们越是共同相处，就越会感到幸福”[21]。

此外，这一角度对于福祉经济的重要性也通过另一个事实而得到证明，那就是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被授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第一位女性获奖者）的原因：“她展示了公共产品（森林、牧场、渔场）如何能够通过其使用者而得到有效管理，避免对它们的滥用，并找到私有化或国家之外的其他替代性途径”[22] 。这进一步说明了丰富的人际关系如何可以转化为同时益于自身、他人及身边环境的生活质量。由此可见，促进人际关系可以增进幸福感。

对于这些说明，但愿意大利的城市也能引以为鉴。然而，这方面的相关数据相当令人失望。根据专门调查世界生活质量的网站Numbeo.com的数据， 2018年度，罗马在交通、可持续机动性和空气质量方面是欧盟各国首都中的最差城市。这种情况在此后的几年中也丝毫得不到改善[23]。

不足之处

虽然在机构层面及发展心理学领域所开展的研究揭示了生活质量对生存的精神及智慧层面的需求不可或缺，但它们却日益被当今社会所忽视，这些层面不能被归属于生活环境的生态、优美或是功能性，尽管它们也同样是很重要的方面。

在距离费城数英里的阿米什（Amish）团体中，抑郁症患病率比费城居民低10倍。阿米什人呼吸同样的空气，饮用同样的水；虽然自然气候相同，但他们的心境却不同。对新几内亚部落的研究也显示了相同的情况：这些人群中不存在抑郁症。究其原因，与不存在抑郁症有关的因素首先是社会合作、情感关系的牢固及精神体验的分享：所有这些都是面对生活困难时的有力保护[24]。

美国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通过对不同文化及传统的研究而证实了弗洛伊德直觉的真实性，即：文明提供了更大的安全感，却损害了幸福感。这似乎是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不适”。这也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过度有利的条件会伤害生物，而被误认为“古老”的团体所展现出的生命力及生活热情却让冷漠的西方公民感到震惊。爱默生承认，启蒙运动关于欧洲人优于其他民族的假设毫无根据：“对于印第安人、撒克逊人以及其他‘原始’民族，尽管‘外部繁荣’和‘普遍福祉’水平较低，却免受这种折磨。然而，忧郁的人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这是为什么？”[25]。

幸福似乎存在于那些经济条件较差但具有凝聚力的群体中，这些群体中的不平等现象较少，而且拥有更多其他与社会资本相关的福祉。普特南认为，宗教层面是其重要相关方面之一。宗教催生了属于慈善性质的协会，扶助最底层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弥补了与国家有关的义务，但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任何机构都无法妥当地完成这些任务。麦克马洪（McMahon）在谈到作为工业现代性特征的时代变革时指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团体、一个有目的的工作、一种对天主的意识，这些虽是在中世纪的英国显而易见的必然要求，但在当代世界却已不复存在[…]。市场规则使人人相互对立，也同时让每个人处于‘孤立’和‘彻底分离’的境地。最后，玛门（Mannona）的福音否认了人类最重要的需求：无论是对天主的需求，还是人的神性需求”[26]。

宗教因素由于不同原因而遭到工业思维的排除，但与其他参数一样，宗教因素对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必须得到承认。如果说对古人而言，与幸福相关联的是“好–精灵”（eu-daimonia）以及对永恒的渴望，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方面对于公正对待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是不可或缺的。

  1. 参见G. Cucci, L’arte di vivere. Educare alla felicità, Milano, Àncora – La Civiltà Cattolica, 2019, al quale si rimanda per un approfondimento. ↑
  2. A. K. Sen, La diseguaglianza, Bologna, il Mulino, 1994, 45; 参见208. ↑
  3. 参见Id., L’idea di giustizia, Milan, Mondadori, 2011, 262。 ↑
  4. Aristotele, Etica Nicomachea, I, 1096a 5. ↑
  5. A. K. Sen, L’idea di giustizia, cit., 262. ↑
  6. 同上，第264页。参见G. Cucci, «Il capitale sociale. Una risorsa indispensabile per la qualità della vita», in Civ. Catt. 2019 I 417-430. ↑
  7. 参见J. E. Stiglitz – A. Sen – J.-P. Fitoussi, La misura sbagliata delle nostre vite. Perché il PIL non basta più per valutare benessere e progresso sociale, Milano, Rizzoli, 2010 (www.improntaetica.org/file/docs/Executive%20Summary_def.pdf). ↑
  8. «Rapporto della Commissione Sarkozy sulla misura della performance dell’economia e del progresso sociale»，2011 年1月15日，见 www.comitatoscientifico.org/temi%20SD/documents/Il%20Rapporto%20Stiglitz.pdf ↑
  9. Istat, «Best 2017. Il benessere equo e sostenibile in Italia» (www.istat.it/it/files/2017/12/Bes_2017.pdf). ↑
  10. 参见V. Lops, «Ecco perché il Pil non rende felici. Così nel 2030 avremo bisogno di due pianeti. A meno che il Bes…», in Il Sole 24 Ore (https://tinyurl.com/yr5yv9ju)，2015年9月10日。 ↑
  11. S. Bonino, Altruisti per natura. Alle radici della società positiva, Roma – Bari, Laterza, 2012, 112; 斜体为我们所加。参见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Skills for life, Bollettino Oms, n. 1, 1992. ↑
  12. 参见G. Cucci, Altruismo e gratuità. I due polmoni della vita, Assisi (Pg), Cittadella, 2015. ↑
  13. 施瓦茨分类法被推认为最全面且最广为接受的分类法，其中特别指出了以下10种价值：“普遍主义、仁慈、顺从主义、传统、安全、权力、成功、享乐主义、刺激及自我指导”。价值被定义为“个体对跨情境（终极性与工具性）目的的概念，它所表达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利益与动机的控制相关，个体经过对其持续的重要性（从非常重要到不重要）的评估而将其作为个人生活指导原则” (S. H. Schwartz – W. Bilsky, «Toward a univers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human values»,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 [1987] 553). 参见S. H. Schwartz,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y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vol. 25, 1992, 1-65; C. Capanna – M. Vecchione – S. H. Schwartz, «La misura dei valori: un contributo alla validazione del Portrait Values Questionnaire su un campione italiano», in Bollettino di Psicologia Applicata, n. 246, 2005, 29-41. ↑
  14. 参见G. Cucci, «Il capitale sociale…», cit., 422-425. ↑
  15. 参见Ch. Montgomery, Happy City: Transforming our Lives Through Urban Design, London, Penguin, 2013; A. Ehrenhalt, «Greener Pastur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2014年1月3日。 ↑
  16. «Le dieci metropoli più “felici” al mondo: non una cosa seria, ma un pretesto per pensare a nuove città innovative dove si possa star bene», in Geograficamente (https://tinyurl.com/yrtauefy), 2009年9月5日。 ↑
  17. 参见«Enrique_Peñalosa», i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rique_Peñalosa). ↑
  18. S. Bartolini, Manifesto per la felicità. Come passare dalla società del ben-avere a quella del ben-essere, Milano, Feltrinelli, 2013, 177 s. ↑
  19. 参见G. Cucci, «Il capitale sociale…», cit., 427 s. ↑
  20. 参见G. Pani, «“Un prete cristiano”: don Lorenzo Milani», in Civ. Catt. 2017 II 534-545; G. Cucci, Internet e cultura. Nuove opportunità e nuove insidie, Milano, Àncora – La Civiltà Cattolica, 2016, 128-133. ↑
  21. 参见E. Diener – R. Lucas – U. Schimmack – J. Helliwell, Well-Being for Public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2. www.nobelprize.org/prizes/economic-sciences/2009/illustrated-information/ Cfr C. Hess – E. Ostrom (edd.), La conoscenza come bene comune. Dalla teoria alla pratica, Milano, Mondadori, 2009. ↑
  23. «Roma: peggiore capitale europea per traffico, mobilità sostenibile e qualità dell’aria», in Manageritalia (https://tinyurl.com/58n3h6sd)，2018年5月22日；«Smog: Roma tra le peggiori 25 città in Europa per i danni causati dall’inquinamento», in Romatoday (https://tinyurl.com/35wkuds2)，2020年10月21日。 ↑
  24. 参见J. Egeland – A. Hostetter, «Amish Study, I: Affective disorders among the Amish 1976-1980»,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0 (1983/1) 56-61; E. Schieffelin,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depressive affect: an example from New Guinea», in A. Kleinman – B. Good (edd.), Culture and depression: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cross-cultural psychiatry of affect and dis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01-133. ↑
  25. A. Delbanco, The Real American Dream: A Meditation on Hope, Cambridge, MA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1. ↑
  26. D. McMahon, Storia della felicità. Dall’antichità a oggi, Milano, Garzanti, 2007, 407. Cfr R. Putnam, Capitale sociale e individualismo. Crisi e rinascita della cultura civica in America, Bologna, il Mulino, 2004, 80-82. ↑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