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曾任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主任的凯文·沃特金斯（Kevin Watkins）警告说，只有通过国际合作，与新冠疫情接踵而至的全球性挑战才能被战胜[1]。这场灾难实际上已将近1亿人推向极端贫困，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又随即引发了对推高粮价及加剧世界各地营养不良问题的普遍担忧。沃特金斯强调指出，40多个最贫困国家的偿债支出已经超出了公共卫生支出并使教育预算遭到削减。

美国前财政部长（1999-2001年）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1991-1993年）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认为，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困难重重的时期[2]。在过去五年中，现行高利率已将发展中国家压垮于债务重压之下，最贫穷经济体中也仍有半数尚未恢复至疫情前的生产水平。因此，这些国家不仅继续被排除在全球繁荣之外，而且极端贫困现象在其境内有所加剧。健康、教育和营养方面来之不易的成果受到了威胁。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本已引起公愤的经济不平等正在日益扩大。

战争、通货膨胀和治理不善使乍得、海地、苏丹和加沙等国的一些最贫困人口濒临饥荒，而国际社会所作出的反应即缓慢又不充分，这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是我们无力应对危机的标志。与此同时，气温仍在持续缓慢上升，并于去年创下了有史以来最热的记录。那么，如果这个世界都无力为因饥饿丧生的儿童提供粮食，我们又如何想象它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并调整全球经济方向？对没有能力应对最基本挑战的现有国际体系，最贫穷国家又能怀有怎样的信心？它是否会继续将它们抛在后面？

上文中已提到的萨默斯，在南德·基肖尔·辛格（Nand Kishore Singh）的合作下，不仅描述了这一令人沮丧的景象，而且还谴责说，2023年就对最贫穷国家的援助而言是灾难性的一年，因为私营部门向这些国家收取的利息和本金总额比在此期间向它们提供的借款高出680亿美元。他们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使发展中国家的净资金外流；全球债务减免的想法；而金融（债务）违约之被避免只能归功于削减卫生与教育开支这一道德违约”[3]。

本文将思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和世界银行（Bm）于今年春季召开的会议。此次会议再次为缩小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之间的巨大差距融资提供了机会。我们将尝试对会议报告进行综述，强调其分析重点，并对这两个机构是否已迫切需要改革作出评议：当今世界中的它们已与1944年始建于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之时大相径庭。

世界经济展望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会议开幕的几天之前，自2019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克里斯塔琳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指出，全球形势呈现出紧急状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增加了世界经济分化的风险，近年来的经验教训向我们展示：我们正处于一个必须预见意外情况的世界中。她回顾了世界被迫面对的多重震荡，包括大流行病、生活成本危机、战争、冲突以及气候灾害。本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十年。她确认：“大流行病留下的创伤依然随处可见。自2020年以来，全球产出损失约为3.3万亿美元，最脆弱的国家为此承担了“不成比例的”代价。我们看到国家集团内部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如果不调整航向，我们就注定会走向‘不温不火的十年’，一个缓慢而令人失望的十年” [4]。

4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其最令人期待的年度报告《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5]。报告的基本预测是，全球经济在2024年和2025年期间将继续以3.2%的速度增长，这与2023年的增速相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将小幅加快，预计将从2023年的1.6%增至2024年的1.7%和2025年的1.8%，但这一增长将被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小幅放缓抵消，后者的增速将从2023年的4.3%降至2024年和2025年的4.2%。五年后的全球增长率预计为3.1%，成为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通胀率预计将稳步下降，从2023年的6.8%降至2024年的5.9%和2025年的4.5%，其中发达经济体将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快将通胀降至目标水平。总体而言，核心通胀率的下降速度预计将更为缓慢。

2024年4月18日，格奥尔基耶娃本人为全球政策议程确定了以下三个优先事项：重建财政储备；重振增长前景；在异常不确定的时期发挥自身作为全球金融安全网中心的作用[6]。此外，她还表示，乌克兰及加沙冲突（加沙经济已有80%被摧毁）越能早日结束，就越有利于全球经济[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指出，美国经济今年的增长速度将超出欧元区的三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2.7%，而欧元区仅增长0.8%。她进而断言，这种差距可以通过三个因素得到解释。首先，美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创新，即能够确保新创意成为成功企业；而欧洲不仅仍需在促进创新方面努力，而且其专利成本也高于美国。第二，移民因素。虽然通过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的人数因创下历史新高而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8]，但美国经济却因大量劳动力涌入境内而受益。格奥尔基耶娃指出，虽然存在国内政治问题，并非每个越境者都会对经济做出积极贡献，但另一方面，劳动力供应也给美国带来了另一个比较优势，即工资不会上涨，因为不存在劳动力短缺而对工资增长所造成的强大压力。第三，美国得益于比欧洲更有利的能源成本：对于后者，天然气价格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路飙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发布了期待已久的《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一份关于全球金融稳定的报告[9]。该报告指出，人们对全球经济软着陆的信心正在增强。但它同时警告说，若干重大的短期金融脆弱性和中期金融不确定性可能会使通货紧缩的最后阶段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包括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增加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放缓。

世界银行面临最贫穷国家的债务问题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世界银行非常清楚困扰贫穷国家的问题，并于今年早些时候警告低收入国家说，它们将浪费十年的时间[10]。世行总裁彭安杰（Ajay Banga）在春季会议开幕时明确指出：“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这一事实的严重性不容置疑”[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巴西召开了一次汇聚债务国、债权国、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的圆桌会议，以推动长期裹足不前的债务重组进程，并促进对未来挑战的进一步理解。联合声明概述了在斯里兰卡和苏里南等一些主权债务案例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以及与赞比亚和加纳所达成的协议[12]。

我们需要这些希望的曙光，因为在会场之外，正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宣称说，作为四年前为加快和简化债务重组而设计的工具，20国集团的“共同框架” （Common Framework）[13]未能在过去四年中发挥任何作用，没有一美元的债务因此而被减免[14]。

在被认为有资格获得世行优惠融资的75个贫穷国家中，有一半以上的国家由于债务负担过重而仍然处于贫困之中。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补充说，未能实现可持续债务框架导致了多年来发展速度的减缓。他认为，债务偿还正在迫使低收入国家削减卫生、教育和投资支出，而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

吉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共同框架”的一个弱点是，由20多个债权国组成的巴黎俱乐部掌握着主导权，这些成员国大多属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已成为主要债权国的中国既不是它的成员，也拒绝遵守巴黎俱乐部商定的条款。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共同框架”的看法则更为积极，它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工具，债务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阿贝贝·塞拉西（Abebe Selassie）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债务重组不仅对债务国而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对债权人来说亦然如此，因为债权人有可能遭受损失，而且债务重组几乎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他表示，“如果没有共同框架，我们就不会在帮助赞比亚和加纳实现债务可持续性方面取得进展”[15]。

自2023年6月就任世行行长以来，彭安杰在领导制定其议程–世行的传统使命是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的同时将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危机纳入了其目标之中[16]。大流行病、冲突、老龄化社会和卫生工作者短缺正在加剧贫困和不平等，而且必须考虑到约有20亿人无法支付医疗服务费用。因此，作为全球努力的一部分，世行的目标是到2030年为15亿人提供负担得起的优质医疗服务。

由于供电短缺是医疗保健、教育、生产力、数字包容和创造就业的主要障碍，世行已宣布了在2030年内为非洲至少3亿人提供电力供应的设想[17]。

从逻辑上讲，世行所坚持的是其一贯议程。世行为最贫困国家设立的基金–国际开发协会（Ida）–每三年补充一次资金，其第21轮增资（Ida21）将于2024年内进行。捐助国政府将于12月做出最后承诺。这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重要金融工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当今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于2015年所制定的17项2030年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似乎举步维艰。其中的前两个目标是消除极端贫困和建立一个零饥饿的世界。然而，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两个目标皆无法实现。约有6亿人将生活于每天2.15美元的赤贫线以下，这一水平比可持续发展目标最初的预测高出一倍。除非加快发展进度，否则2030年的营养不良状况将跌回与2015年大致相同的水平。大流行病爆发之前本已暗淡的前景于今更是阴影重重[18]。

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从全球大流行病中走出来的状况比四年多前新冠病毒首次出现时所能想象的要好。毫无疑问，封锁措施的影响及其后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但它对贫穷国家的影响要严重得多。富裕国家能够通过增加预算赤字而避免裁员和大规模失业。它们能够通过量化宽松计划印制货币，而不必担心受到金融市场的惩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富国政府还能补贴能源账单。贫穷国家却无力采取任何一项上述措施。

彭安杰正在敦促富国向国际开发协会补充资助，以向贫穷国家提供补贴和软贷款。Ida需要创纪录的新资金来满足其援助需求。我们不厌其烦地重申：于今，为偿还债务利息而支付的每一美元都是从粮食、卫生和教育援助中扣除出来的。

其他挑战

今年4月，如同每年春季，在波托马克（Potomac）河畔盛开的樱花树点缀之下，华盛顿迎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每半年举行一次的例行会议。这或许使两个组织的代表松了一口气。其原因显而易见：虽然世界上的危机并未烟消云散，但至少自他们在马拉喀什（Marrakech）召开上一届会议–即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两天之前–以来，尚未爆发任何新的危机。以色列的报复可能会扩展中东地区的冲突，造成毁灭性的经济影响。但迄今为止，这种情况尚未出现。我们已经度过了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刻。

与会者很快将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已经提到的两个挑战之上。其一：不平衡且脆弱的经济复苏。其二：在世界较贫困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增长最疲软的五年所留下的创伤正随着全球利率的上升而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三个挑战和一个根本问题。第三个挑战是如何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生产力长期疲软的局面。第四个是应对全球变暖。第五个是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并表现于更多的产业政策的实施。

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似乎已经进入一种重组，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这种重组可以被称为“去全球化进程”。一场彻底的变革正在发生，完全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形式的土崩瓦解。此种模式曾一度使得西方企业将生产外包给中国和其他低成本目的地，并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了廉价商品，保持了低通胀，也使中央银行的日子好过了一些。

然而，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返。美国和欧洲希望通过限制进口中国产品和补贴本国制造业而保护本国就业。乔·拜登（Joe Biden）近期已将对中国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为三倍，出台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吸引那些尚未做出决定的州的工人（选票）[19]。众所周知，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化时代崩溃的原因正是战争、大流行病、通货膨胀和保护主义。

这种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峻的全球形势是否预示着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的终结？也许历史正在一步步重演？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何去何从？逐渐出现的世界与1944年7月的世界截然不同，那时候，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在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布雷顿森林聚会，以求创建新的国际性机构。盟军部队于诺曼底海滩登陆发生在该会议召开近一个月之前。那场解放欧洲的大规模血腥军事行动距今已有80年，其在世幸存者已寥寥无几。气候危机当时仍不存在，40%以上的全球制造业产自美国。如今，这一份额几乎由中国与其平分。

然而，这两个战后机构的治理结构仍然影射着以往的世界：世界银行行长经美国选举产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欧洲选举产生。彭安杰的目标是使世界银行成为一个更具雄心且更快捷的组织。不过，仍然存在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这两个机构是否真的适合这样一个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世界[20]。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今缺乏一个明确目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遇身份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Omc）一样，也陷入了中美竞争的漩涡。事实上，“所有人似乎都对基金组织的未来感到不确定，包括那些就基金组织的治理进行谈判和投票的国家、向需救助国家提供贷款的债权人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在内”[21]。

问题在于，在这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中（以受影响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为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努力始终是不够持续且微不足道的。自新冠病毒开始扩散以来，尽管其可用贷款增加了510亿美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批准的新增信贷额只有34亿美元，仅占为应对从气候变化到粮食短缺等各种问题所筹集资金的8.5%，而且甚至这笔资金也仍然未从其账户中转出。

贫穷国家只得在很大程度上孤军奋战，以应对大流行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利率上升。三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低迷：向贫穷国家提供贷款的中国债权者无意让步；中等收入国家在持续危机中处境悲惨；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实施一项由其领导者提出的计划，即：将资金用于相对气候和卫生贷款而言外交争议较小的方面。

在债务重组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债权人引起了一些问题。在批准贷款之前，基金组织必须确认一个国家债务具备可持续性。这通常需要达成对现有债务进行“重组”的协议。“重组”是一个用以表示“注销”的专业术语。过去，偿还债务的问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顺畅的会谈而在巴黎俱乐部西方债权国之间达成一致。如前所述，中国既不属于巴黎俱乐部，也不愿唯其马首是瞻。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作为主要贷款国的崛起使得这一切几乎成为不可能。至少65个国家欠中国的外债在其外债总额中占比超过10%。于2020年达成的G20“共同框架”是债权国（包括中国）之间的一项灵活协议，本应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但事实证明，这是一项软弱无力的协议，自签署以来只在乍得带来了一项微不足道的协议。

如果没有中国参与重组，救助资金最终只会流向中国人的腰包。中国的缺席因而只会引向道尽途殚。寻求重组的政府已经陷入绝境：通常而言，它们的储备已经耗尽、资本正在外逃、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越是推迟重组的时间，它们遭受痛苦的时期也就越为久远。“在21个陷入困境的国家中，至少有7个国家在违约之后等待协议的时间已超过一年。埃塞俄比亚为重组等待了两年有余，却没有获取一美元。其他国家虽已获得份额，但出于中国对重组的干涉，大部分资金很难被发放”[22]。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力解决新冠病毒大流行后的主权债务危机，世界上的许多贫困人口已深受其害。

第三个问题涉及基金组织对其使命的理解。自2010年以来，基金组织选择了一些捍卫目标，其中包括性别平等。毋庸置疑，基金组织的使命是帮助各国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并确保全球经济稳定。然而，这一扩大后的议程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去年4月，它宣布设立“复原力和可持续发展信托基金”，这是一笔价值400亿美元的基金，各国可将其用于长期气候和卫生项目[23]。此外，它还加入了“粮食冲击窗口”（Window for Food Shocks），这是另一个为各国提供贷款的计划，其目的是解决粮食供应链中的问题[24]。

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惯于为改革而向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发放资金，而不是对环境评估进行微观管理。“将基金组织变成世界银行是行不通的”，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宣称，他是2001年至2003年期间的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25]。70年以来，这两个机构一直在分担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稳定世界经济，而世界银行则为全球发展提供资金。基金组织提供短期贷款；世界银行提供长期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流动资金，世界银行则为项目提供资金。气候变化和卫生状况不佳是最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需要长期融资，并为此而应属于世行管辖范围。

由于不太可能成为世界银行的翻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是将中国排除在外，为其打上“不让步债权人”的标签。这将使基金组织成为西方领导下的民主界紧急贷款的帮手，成为试图引导新兴大国形成一个自由集团而非独裁集团的那些机构的一个分支。选择的另一方面则是陷入无足轻重的境地。

无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一选择作出怎样的回答，它与中国都已然处于竞争。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指出，中国正在通过其中央银行及其政策性银行建立紧急贷款机构[26]。自 2012年以来，陷入困境的经济体已通过以前处于休眠状态的商业行业获得了1,700亿美元。2016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提供的紧急贷款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总额的130%。

我们将迈向怎样的世界？

全球经济的韧性似乎令人欣慰。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多年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支配着全球经济的秩序一直正在腐蚀。若是说它正濒临崩溃，是否言过其实[27]？

旧秩序的瓦解随处可见。制裁的次数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四倍；美国最近对支持俄罗斯军方的实体实施了“二级”制裁。由于担心中国廉价进口产品的第二波冲击，各国都在试图复制中国和美国对绿色生产的大规模国家支持， 一场补贴大战正在进行[28]。虽然美元仍占主导地位，新兴经济体更具弹性，但全球资本流动正开始碎片化。

存在着一系列可能引发不同形式对抗的因素。无论是中美之间因台湾问题而开战，还是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发生战争，都可能导致山崩海倒式的崩溃。即使不至于擦枪走火，经济准则的崩溃同样会造成势不可当的影响。

维护旧体系的机构要么已经不复存在，要么正在迅速丧失公信力。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将于明年庆祝成立30周年，但到那时，它也已陷入僵局五年多的时间，原因是负责对成员国之间争端作出最终裁决的专家组出于美国的反对而无法在此期间填补空缺。世贸组织自中国于2001年加入之后一直未能促进协议的达成，而且经常无法执行现有协议或是解决国家间争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信誉由于新兴国家代表性不足而面临问题。在卫生领域，世界卫生组织（Oms）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方面的拖延和低效造成了损害。在环境方面，缔约方大会年度会议（Cop）的进展相当有限。在粮食安全方面，联合国警告说，如果不调整航向，在2030年内消除世界饥饿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29]。

放任不羁的全球化造成了不平等，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破坏了大自然并改变了气候。与此同时，其倡导者提醒我们，全球化于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也就是在自由资本主义顶峰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史无前例。多亏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的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30]。

体制的衰落有可能放缓这种发展的速度，甚至完全逆转其方向。一旦被打破，它将难以被新的规则所取代。没有信任与合作的制度框架，应对21世纪的共同挑战对各国而言将变得更加困难。问题将由志同道合的国家所组成的俱乐部来谈判。我们似乎正在走向一个布满冲突的分裂世界。当合作被高压手段取代时，各国就更没有理由维护和平了。

结语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亟需建立能够代表各国人民的机构，以确保一种旨在实现普遍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1944年7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在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会议上致开幕词时指出，繁荣没有固定的界限：分享的国家越多，每个国家各自拥有的繁荣也就越多[31]。好的客户也就是繁荣的客户。此外，繁荣与和平一样，是不可分割的。贫困，无论存在于何处，都威胁着我们所有人，损害我们每个人的福祉。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命脉都与世界经济网络息息相关。如果一根线索断裂，整个结构就会随之而被削弱。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善其身。

发展中国家被其债务负担拖入贫困的陷阱。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和维拉·松韦（Vera Songwe）等经济学家认为，从现在到2030年，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2.4万亿美元才能过渡到低碳经济。难怪联合国气候危机最高官员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称其为一个巨大的挑战、世界银行的一个质的飞跃[32]。事实上，这需要新的融资战略。一些相关提议正在讨论中，包括对产油国家的石油及天然气出口收入征收3%的税收；对每个国家的亿万富翁征收财富税；对频繁旅行者征税；对国际航运排放征税，等等。

显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再次出现。一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层宣布，对受气候危机影响的贫困国家实施债务减免刻不容缓[33]。为此，格奥尔基耶娃提出了“气候债务转换”，即债权人免除部分利息或借款，将这些资金转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提高国家应对气候危机能力的行动。

值得关注的是，贫穷国家虽然显然并非当前生态危机的制造者，但它们却是受害最深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考虑教宗方济各发出的禧年邀请。这一邀请“是向最富裕的国家发出的，以便它们能够认识到所做的许多决定的重要性，并下决心免除那些永远无法偿还债务的国家的债务。除了宽宏大量，这首先是一个正义的问题，它因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的一种新的不公正形式而变得更加严重：一种真正的‘生态债务’的确存在，特别是在南北两半球之间，与此相关联的是影响生态环境的贸易失衡以及某些国家对天然资源的长期过度使用’”[34]。

这个世界有许多事情有待改变，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消除贫困。这就需要伸张正义，承认恶的存在，承认许多人陷入贫困。我们有复原的责任。当今陷入危机的国际组织能够也必须承担起这一基本职责并重新赢得当前受到质疑的认可。

  1. 参见K. Watkins, «La comunità internazionale è ancora capace di fare grandi cose?», in Project Syndicate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ich-world-fails-development-financing-for-climate-education-recovery-by-kevin-watkins-2022-05/italian)，2022年5月9日。 ↑
  2. 参见L. H. Summers – N. K. Singh, «Il mondo è ancora in fiamme», in Project Syndicate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imf-world-bank-spring-meetings-need-to-get-four-things-right-by-lawrence-h-summers-and-n-k-singh-2024-04/italian)，2024年4月15日。 ↑
  3. 同上。 ↑
  4. K. Georgieva, »The 2020s: Turbulent, Tepid or Transformational? Policy Choices for a Weak Global Economy,« Fmi, 2024年4月11日 (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4/04/11/sp041124-outlook-global-economy-policy-priorities-kristalina-georgieva)。 ↑
  5. 参见World Economic Outlook. Steady but Slow: Resilience amid Divergence, 2024 年 4 月 (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4/04/16/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4)。 ↑
  6. 参见«Transcript of IMF Managing Directors Press Briefing on the Global Policy Agenda», 2024年4月18日 (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4/04/18/tr041824-transcript-of-imf-managing-directors-press-briefing-on-the-global-policy-agenda)。 ↑
  7. 参见L. Elliott, «Russia’s war in Ukraine remains barrier to growth, says IMF chief», in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4/apr/18/russias-war-in-ukraine-remains-barrier-to-growth-imf-chief-kristalina-georgieva-g7-assets)，2024年4月18日。 ↑
  8. 参见M. D. Shear, «To Restrict Migrants, Biden Leans on Trump’s Favorite Immigration Law», in Th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24/06/04/us/politics/biden-migrants-trump.html), 2024年6月4日; «Biden arriva a El Paso per la sua prima visita sul punto d’ingresso dei migranti», in RaiNews.it (www.rainews.it/articoli/2023/01/biden-arriva-a-el-paso-per-la-sua-prima-visita-sul-punto-dingresso-dei-migranti-51cc07b0-559c-445b-bb94-a5967a00e728.html), 2023年1月8日。 ↑
  9. 参见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The last mile: financial vulnerabilities and risks, 2024年4月 (www.imf.org/en/Publications/GFSR/Issues/2024/04/16/global-financial-stability-report-april-2024)。 ↑
  10. 参见World Bank Group, Press Release, «Global Economy Set for Weakest Half-Decade Performance in 30 Years», 2024年1月9日（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4/01/09/global-economic-prospects-january-2024-press-release）。 ↑
  11. « 2024 Spring Meetings Opening Press Conference», 2024年4月11日（live.worldbank.org/en/event/2024/2024-spring-meetings-opening-press-conference）。 ↑
  12. 参见«IMF, World Bank cit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debt restructuring cases», in Reuters (www.reuters.com/markets/imf-world-bank-cite-significant-progress-debt-restructuring-cases-2024-04-17)，2024年4月17日。 ↑
  13. 参见 L. George, «Common Framework, familiar problems: hopes of debt breakthrough fade», in Reuters (www.reuters.com/business/finance/common-framework-familiar-problems-hopes-debt-breakthrough-fade-2023-06-20)，2024年6月20日。 ↑
  14. 参见L. Elliott, «World Bank official calls for shake-up of G20 debt relief scheme», in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4/apr/21/world-bank-chief-economist-indermit-gill-g20-debt-relief-mechanism-common-framework)，2024年4月21日。 ↑
  15. «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for Sub-Saharan Africa. A tepid and Pricey Recovery», 2024年4月。参见G. Phiri, «Debt progress worries IMF», in Nation Online (mwnation.com/debt-progress-worries-imf), 2024年4月22日; L. Elliott, «World Bank official calls for shake-up of G20 debt relief scheme», cit. ↑
  16. 参见World Bank Group, «What We Do» (www.worldbank.org/en/what-we-do). ↑
  17. 参见World Bank Group, Press Release, «New Partnership Aims to Connect 300 Million to Electricity by 2030», 2024年4月17日(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4/04/17/new-partnership-aims-to-connect-300-million-to-electricity-by-2030)。 ↑
  18. 参见L. Elliott, «At last G20 is showing how to finance an assault on poverty», in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4/apr/14/at-last-g20-showing-how-finance-assault-poverty-lula)，2024年4月1日。 ↑
  19. 参见T. Hunnicutt – S. Holland, «Biden sharply hikes US tariffs on an array of Chinese imports», in Reuters (www.reuters.com/markets/us/biden-sharply-hikes-us-tariffs-billions-chinese-chips-cars-2024-05-14)，2024年5月14日。 ↑
  20. 参见L. Elliott, «Are the octogenarian IMF and World Bank sprightly enough for the job?», in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4/apr/13/are-the-octogenarian-imf-and-world-bank-sprightly-enough-for-the-job，2024年4月13日。 ↑
  21. « The IMF faces a nightmarish identity crisis», in The Economist (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3/04/04/the-imf-faces-a-nightmarish-identity-crisis)，2023年4月4日。 ↑
  22. 同上。 ↑
  23. 参见IMF,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Trust» (www.imf.org/en/Topics/Resilience-and-Sustainability-Trust)。 ↑
  24. 参见IMF Press Release, «IMF Managing Director Welcomes the Creation of A New Food Shock Window to Help Countries Address Food Insecurity», 2022年9月30日(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2/09/29/pr22327-imf-managing-director-creation-new-food-shock-window-help-countries-address-food-insecurity)。 ↑
  25. 参见K. Rogoff, «Interview», Issue Archives (scholar.harvard.edu/sites/scholar.harvard.edu/files/rogoff/files/richmond_fed_interview.pdf). ↑
  26. 参见K. Bradsher, «Primero era un gran prestamista, ahora China rescata país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edizione in spagnolo) (www.nytimes.com/es/2023/03/30/espanol/prestamos-china-deuda.html), 2023年3月30日; S. Horn – C. M. Reinhart – C. Trebesch, «How Much Money Does the World Owe China?», i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tore.hbr.org/product/how-much-money-does-the-world-owe-china/H05G16), 2020年2月26日。 ↑
  27. 参见«The New Economic Order», in The Economist，2024年5月11日。 ↑
  28. 参见A. Evans-Pritchard, «China’s next shock is coming – and Britain and Europe are sitting ducks», in The Telegraph (www.telegraph.co.uk/business/2024/05/22/europe-must-defend-itself-china-export-tsunami-crush)，2024年5月22日。 ↑
  29. 参见 M. Magnani, Il grande scollamento. Timori e speranze dopo gli eccessi della globalizzazione, Milano, Bocconi University Press, 2024, 189 s. ↑
  30. 参见«The New Economic Order», cit. ↑
  31. 参见»Inaugural address by Henry Morgenthau Jr (1 July 1944) ( « (www.cvce.eu/content/publication/2003/12/12/34c4153e-6266-4e84-88d7-f655abf1395f/publishable_en.pdf (. ↑
  32. 参见F. Harvey, «Billions more in overseas aid needed to avert climate disaster, say economists», in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4/apr/17/billions-more-overseas-aid-climate-world-bank-imf-spring-summit)，2024年4月17日。 ↑
  33. 参见同上，«Debt relief urgent for poor countries hit by climate shocks, says IMF chief», in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3/jun/20/climate-crisis-hit-poor-countries-should-have-debt-relief-says-imf-chief)，2023年6月20日。 ↑
  34. 教宗方济各，《望德不叫人蒙羞》（Spes non confundit），2025年普通禧年诏书，2024年5月9日（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it/bulls/documents/20240509_spes-non-confundit_bolla-giubileo2025.html）。 ↑

费尔南多·德拉伊格莱西亚·维圭利斯提（Fernando de la Iglesia Viguiristi 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