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无所畏惧”——教宗方济各在比利时会见耶稣会士

经由习安东 (Antonio Spadaro SJ)
2024年10月8日

摘要

9月28日星期六下午，教宗方济各在布鲁塞尔圣弥额尔公学（Collège Saint-Michel）会见了在比利时、卢森堡及荷兰居住的约150名耶稣会士。教宗以其一如既往的直率回答了向他提出的问题，并在其中触及了世俗化、文化适应、妇女在教会中的地位、世界主教会议、分辨以及移民等主题。

9月28日星期六下午，教宗方济各离开鲁汶天主教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校园，于18时15分左右抵达“圣弥额尔公学”，该学院是一所天主教学府，由耶稣会管理，位于布鲁塞尔的埃特比克镇（Etterbeek）。在那里，他会见了在比利时、卢森堡及荷兰居住的约150名耶稣会士。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西欧法语会省的省会长多贝尔斯坦（Thierry Dobbelstein）神父及荷兰独立传教区区长德斯梅特（Marc Desmet）神父。耶稣会士、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Michael Czerny）枢机也出席了会谈。教宗首先开场致辞：

大家晚上好！我过去曾经来过这里两次，很高兴再次回来。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件事：我曾经在这里“窃取”过东西。当时，我正赶去主持弥撒，看到一沓纸，它们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约伯传》课程的讲义。当年，我要在阿根廷教授的课程恰好是关于约伯。我翻阅了一下那些张页，它们深深地打动了我。最后，我拿走了那些笔记！

教宗方济各，我们很高兴您来访比利时。非常、非常欢迎您！我们将向您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这些问题能够不失智趣。在座的有西欧法语会省的省会长及荷兰独立传教区的长上。这片土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十字路口，这里的耶稣会士也非常多样化：他们有些来自欧洲耶稣会省会，有些讲法语，有些讲佛兰德语。您知道，在访问一个耶稣会团体时，您面对的总是不同的人！在这里更是如此。而且，我们讲的语言也不同。2013年3月13日，一场希望与更新的精彩冒险在教会中拉开了帷幕。我们希望共度一段非正式的欢聚时光。在荷兰，我们有一个很典型的词：“gezellig”。这个词很难翻译：它可以被翻译成“欢快”、“舒适的气氛”，以至“心情愉悦”，这取决于语境。可以说，这个词非常适合我们的此时此刻。正因如此，我们想一起来唱《在一切中去爱和服务》（En todo amar y servir）这首歌。

德斯梅特（Desmet）神父拿起吉他，唱起了这首歌。教宗也轻声吟唱着他熟悉的歌词。随后，问答开始了。

圣父，耶稣会在比利时的具体使命是什么？

你看，我并不熟悉你们的情况，所以说不好在这种具体情况下你们的使命应该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耶稣会士应该无所畏惧。他是一个处于两种勇气的张力之间的人：一种勇气是在祈祷中寻求天主，另一种勇气是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在行动中“默观”。我认为这耶稣会士的主要使命正是专注于世界上的问题，在祈祷中与天主搏斗。圣保禄六世在（耶稣会）第三十二届总大会开幕时对耶稣会士发表了一段精彩的讲话：他说，在复杂局势的十字路口，总有一个耶稣会士。这是一段杰出的讲话，它明确表达了教会对耶稣会的要求。我请你们读一读这段话。你们会从中找到自己的使命^[1]。

我住在阿姆斯特丹，它是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总会长倪胜民（Adolfo Nicolás）神父曾经说过，他梦想为无神论者指导灵修。在我们的国家，无神论是常态，而不是例外。但我们希望把精神生活的财富带给我们的所有近人，真正带给所有人，正如您所说的：“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深层次的文化适应呢？

在研究耶稣会初期历史的同时，我们会发现文化适应的边界。我希望你们以利玛窦神父、诺比利（Roberto De Nobili）神父和其他伟大传教士为师，他们的勇敢行动甚至使教会中的一些人惶恐不安。我们的这些大师们描绘了文化适应的维度。信仰的本土化和文化的福音化总是相辅相成的。那么，限度是什么？没有固定的界限！必须在分辨中探寻，而分辨需要通过祈祷来进行。令我印象深刻并时常回顾的是：雅鲁培神父在他最后一次演讲中说，要在边界工作，同时不要忘记祈祷。耶稣会士的祈祷是在处于边界和困境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就是我们灵修的美妙之处：冒险。

在西欧，我们对世俗化具有相当的了解。我们的社会似乎远离了天主。应该怎么办？

世俗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我认为，我们有时不得不面对各种形式的异教。并不需要针对一尊异教神像来谈异教：环境本身、我们呼吸的空气就是一个盛气凌人的异教神！我们必须用见证、服务和信仰向这种文化传道。而从内心深处，我们必须通过祈祷来做到这一点。没有必要考虑复杂微妙的事情。想想圣保禄在雅典的经历：他一无所获，因为当时走上了一条不属于他的路。这是我的看法。我们必须开放、对话，并在对话中提供单纯的帮助。正是服务才能使对话富有成效。遗憾的是，我经常发现教会中存在着一种嚣张的神职主义，阻碍那种富有成效的对话。最重要的是，有神职主义的地方就没有服务。看在天主的份上，千万不要把福传与改宗混为一谈！

耶稣会士灵修和神学的一部分就是为心灵留出空间：道成肉身！但遗憾的是，我们往往没有给予心灵适当的空间。在我看来，这种缺失是导致各种形式陋习的原因之一。然后，我想向您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教会中给予妇女以更公正、更适当的地位的困难。

我经常重申，教会是女性的。我在救恩的道路上看到女性的身影，我不想将关于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的讨论简化为牧职问题。总之，大男子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市场”逻辑。在这段时期，我越来越多地尝试让女性进入梵蒂冈，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你可以看到，也可以感受到。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一位女性。此外，人类整体发展部的副部长也由一位女性担任。在任命主教的“团队”中，有三位女性，自从她们在那里负责挑选候选人，情况大有好转：她们的判断相当敏锐。圣职部的副部长也是女性。经济委员会的副部长也是女性。总之，妇女正在进入梵蒂冈，担任责任重大的职务：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情况比以前好了。我曾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会晤。在谈到一个具体问题时，我问她：“可是，您是如何处理这类问题的呢？”。她回答说：“就像所有母亲都会做的那样”。这是一个令我深思的答复…

在我们这个如此世俗化的社会，很难找到牧者。您如何看待没有神父的教区团体的未来？

团体比神父更重要。神父是团体的仆人。据我所知，在世界各地的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在团体内寻找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的人物。例如，也有女性修会人员承担这一职责。我想到秘鲁的一个修女会，她们有一个自己的特殊使命：到那些没有神父的地方去。她们什么都做：布道、施洗…如果最终有神父被派来，她们就会去别的地方。

今年是鲁汶大学建校600周年。有一些耶稣会士在那里工作，也有耶稣会学生在那里学习，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您对那些注定要为服务教会和世界而从事知识传教的年轻耶稣会士有何寄语？

知识性的使徒工作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耶稣会士的圣召之一，我们必须在学术界及研究和传播领域有所作为。让我们明确一点：当耶稣会总会说要将自己置身于人民和历史之中时，这并不意味着“狂欢”，而是要将自己置身于即使是最体制化的环境之中，我要说的是，从正面意义上而言，要有一些“严格性”。我们不能一味追求非正式性。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有时候会有不愿走这条路的诱惑。伦理神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领域。在这一领域，如今有许多耶稣会士在进行研究，开辟诠释的道路，提出新的挑战。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我敦促耶稣会士向前迈进。我在关注一批耶稣会伦理学家，而且看到他们做得很好。然后，我建议出版刊物！期刊非常重要：例如《时代之音》（Stimmen der Zeit）、《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新神学评论》（Nouvelle Revue Théologique）...

我希望知道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和雅鲁培的列圣品案进程如何。

雅鲁培的列圣品案已经开启。问题在于对其著作的修订：他的著述很多，对其文本的分析需要时间。德吕巴克是一位伟大的耶稣会士！我经常读他的著作。不过，我不知道他的列品提案是否已被推进。我想借此机会告诉大家的是，博杜安（Baldovino）国王列真福品案将被推进，这是由我直接提出的，因为在我看来，这里并未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以玛法达（Mafalda）惯用的方式向您提问。您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您对比利时的访问一结束，世界主教会议就将开幕。您将在会议开幕典礼上主持和好圣事和开幕弥撒。正如圣保禄对哥林多信徒所要求的那样，您将激励教会以及她在我们这个动荡世界中的和解使命。但为了成为世界和解的使者，教会团体本身也要求实现内部的和解。我们自身就需要共议关系以及和解的分辨。我们必须采取哪些步骤？

共议性非常重要。为构建它而需要的不是从上到下，而是从下到上。共议性并不容易，不，这有时候是因为有些权威人士使对话无法展开。本堂神父可以独自做出决定，但也可以与其顾问一起做出这些决定。主教和教宗也同样如此。了解什么是共议性的确很重要。（梵二）大公会议之后，保禄六世为主教们设立了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东方教会并没有失去共议性，但我们却失去了它。因此，在保禄六世的推动下，我们一直向前，直到举行了50周年纪念活动。而现在，我们迎来了体现共议性的世界主教会议，会议将通过同道偕行的方法来澄清问题。教会的共议性是一种恩典！权力通过共议而得以施行。和解要通过共议精神以及共议的方法。另一方面，没有和解，我们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共议教会。

我在耶稣会难民服务处（Jesuit Refugee Service）工作。我们正在关注两个高度紧张局势。其中首先是乌克兰战争。我们的孩子们托我带给您一封信和一张圣乔治的画像。另一个紧张局势发生在地中海，那里有很多关于边界与安全的政治言论。您对耶稣会难民服务处和耶稣会有什么建议？

移民问题必须得到很好的应对和研究，这就是你们的任务。移民必须得到接纳、陪伴、提高和融入。这四项工作缺一不可，否则问题会变得严重。没有融入社会的移民不会有好结果，但他或她所处的社会同样不会有好结果。举个例子，想想比利时扎芬特姆（Zaventem）发生的事件：那场悲剧也是由于未能融入而造成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必须照顾寡妇、穷人和外国人。教会必须认真对待移民工作。例如，我了解“张开双臂”（Open Arms）的工作。我曾于2013年前往兰佩杜萨（Lampedusa），以便了解那场移民悲剧。但我还想补充一个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也经常重审这一点：欧洲不再生育，正在老龄化。它需要移民来重获新生。这已经成为一个生存问题。

圣父，您对比利时和卢森堡之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在卢森堡只停留了一天，你当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了解一个国家！但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经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以前来过比利时。不过，在这次会晤结束时，我请你们不要失去这个国家的福传力量。在悠久的基督信仰历史背后，如今可能隐藏着某种“异教”氛围。我希望不会引起误解，但当今的风险是，这里的文化有点异教。你们的力量存在于小规模的天主教团体中，这些力量绝未消弱：我将它们视为传教的力量，必须得到帮助。

经过一个小时的会谈，教宗离开了会议厅。临行前，他与大家一起诵念了“万福玛利亚”并给予降福。最后，他与大家合影留念。接下来，他在会议厅的同一层参观了著名的博兰德学派（Società dei Bollandisti）图书馆，其使命是搜集并出版所有与圣人生平及圣人敬礼有关的原版文献并对其进行评论，它由耶稣会士罗斯维德（Héribert Rosweyde，1569-1629年）于1607年构想，由博兰德（Jean Bolland，1596-1665年）神父在安特卫普（Anversa）创建，如今仍由一些比利时耶稣会士管理。方济各给予了降福并在荣誉簿上写下了他的留言：“Que el Señor los siga acompañando en la tarea de hacer conocer la historia de la Iglesia y de sus Santos. Con mi bendición. Fraternalmente, Francisc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