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加埃尔∙吉罗德（Gaël Giraud S.J.）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市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自发的且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是有着一段曲折反复的历史。新冠大流行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揭示了其中的脆弱性：前者扰乱了某些技术部件及矿产供应链达两年之久；后者则有可能导致那些依赖乌克兰谷物出口的国家发生饥荒，特别是非洲国家。这两起事件也展示了人类大家庭非同寻常的相互依存性：中国武汉劳动者的健康关乎整个世界；仍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将所有国家卷入了无可回避的联盟和竞争格局。
生态转型[1]，即放弃化石燃料并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使其与生态限制相适应的全球性需求，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地球统一性的另一个层面：我们饮用的每五杯水中就有一杯来自亚马逊森林的蒸腾作用，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称“我就是亚马逊”。这意味着，使最辽阔的地球之肺变成大草原将是一场殃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巨大灾难。如果我们继续对这一拉丁美洲原始森林进行砍伐，一些森林专家认为，一旦砍伐率超过25%，亚马逊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南美大草原。然而，我们对它的砍伐率至少已经达到了1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之所以正在破坏我们“心爱的亚马逊”[2]，其原因同样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直接相关：矿产和木材的过度开采服务于国际商品市场，而这正是当代全球化的核心问题。
那么，全球化与生态转型是否具有兼容性？如何展望它们的未来？
全球化简史：战后时期
市场领域在“地球村”中的转型有时会被想象为一种自发、有机、必然的趋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全球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此之前，主要殖民帝国及西方世界经济中心的首都是伦敦。1945年底，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其工业产能出现过剩，也就是说，它的生产能力大于当时其国内市场消费能力。那时候，另一个拥有类似优势的西方国家是瑞士，但与美国相比，它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份量显然相形见绌。由于急需一个市场来销售其工业产品，美国巧妙地制定了“马歇尔计划”，即通过向包括德国和日本在内的交战国贷款而向其提供货币流动资金，使它们能够购买美国产品。于是，得益于销往海外的产品，在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为欧洲和日本的重建提供帮助的同时，华盛顿借出的资金也重新回转到美国公司的财务状况表中。鉴于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华盛顿甚至对一些从未偿还的贷款视而不见。
这种“良性”循环的唯一缺憾在于它主要通过普及石油的利用而实现。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所发现的巨大油井，美国处于石油过剩的状态中；石油的广泛使用，尤其是作为汽车和飞机燃料，刺激了对化石碳氢化合物的强劲需求，从而使每桶石油的价格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为石油工业的盈利能力提供了保障。至于西方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中普及的大众消费，离开黑金是不可能实现的。结果是，地球上所有的污染曲线（二氧化碳、塑料垃圾等）从1945年起开始飙升。因此，第一期“全球化”也意味着“丢弃文化”[3]（二氧化碳、塑料等）的开端，并成为我们当今时代的特征。
第二期全球化
这一货币和工业周期于20世纪70年代步入尾声，一方面是由于金本位制对以美元创造货币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便不再处于工业产能过剩。与此同时，他们的油井开采量于1970年达到了以往峰值。此刻，若想增加石油消耗（这是决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关键），他们就必须到别处寻找黑金，特别是在中东。于是，最大限度地使用石油和维持对美国工业产品的需求已不再是美国的优先选择。
1971年8月，尼克松单方面决定终止布雷顿森林协议，特别是美元固定汇率和金本位制，此举使通用货币摆脱了所有限制，结束了第一期全球化，开启了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时期。十年后，里根和撒切尔掀起了一场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便已由美国智囊团预先准备好的“革命”，这场革命确定了政治领域的新路线，而这一路线则取决于美国工业产能过剩的不复存在以及美国在两次“石油冲击”使欧佩克得以发挥其新的国际谈判能力之后的相对石油稀缺。由此，为使中产阶级不断提高石油消耗量而缩小西方收入的不平等已经毫无意义：保守党和新自由主义政党先后将其主要政治目标转向为最富有的人减税，比如在英国，目标是让中间机构（工会等）能够合理地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种趋势的逆转与科学界及部分“开明”公众舆论对污染危险日渐增长的认识同时发生：梅多斯（Meadows）报告[4]于1972年问世；一些研究人员（如罗伯特·艾雷斯，Robert Ayrès）也开始对化石燃料所造成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危险积累提出问题
在1970年至1990年的二十年间出现了一种具有新的重要意义但其原理众所周知的现象，即：强大金融市场的建立。继1929年重大灾难之后，这些市场本已急剧萎缩。然而，工业家们对保护自身免受美元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之需求，以及“保守主义革命”为迫使西方国家通过中央银行创造货币以外的方式为自己融资而向其所施加的压力为金融市场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空间：金融资产的发明既能使国家为自己融资，又能使实业家“得到掩护”，再加上这些市场的自由化和国际资本架构的构建[5]，使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衍生为两个新的世界金融中心。20世纪70年代，英国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帮助它摆脱经济危机，而美国则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这两个金融中心的建立使它们在彻底改变经济模式的同时也为特权公民维持表面的繁荣。
然而，倘若没有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一个新角色–中国–的出现，这种变化也就不可能发生。20世纪90 年代，中国取代战后的美国，成为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国。新一轮循环由此展开：得益于无可匹敌的工资水平，中国以低廉的成本向西方提供用以维持其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商品，由此积累了可观的贸易顺差（2008年为每年3万亿美元），并在纽约和伦敦将其再投资于西方金融领域，特别是多年来所购买的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公债。部分西方国家高速进行去工业化进程（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工业部门目前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德国的工业占比为此数据的两倍），在“最终消费者”的舒适地位中安定下来。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家庭的储蓄已不复存在：此刻，若仍想增加消费并维持新的世界宏观经济循环，他们就不得不借助于信贷。于是，银行信贷允许凭空创造货币，以便购买中国产品：由于中国将贸易顺差再投资于西方的政策，这些货币重新流回那些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大型集团或西方国家的财务状况表。这一新渠道极大惠及了占比为0.1%的西方最富有人群。事实上，这些人既可以从中国获得廉价的日常所需产品，同时，他们的货币则通过其金融资产的增值连本带利地重新返回到他们手中。
然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命运却并非如此：随着在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上进入与中国工人的竞争，不仅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面临失业，而且大部分工资也受到压制。在施罗德（Schröder）任职期间，德国甚至达到冻结名义工资的地步，希望借此而保持本国相对于东方的竞争力。不平等现象因此而于1990-2008年间不断扩大，莱茵河两岸出现了“在业穷人”，大规模失业现象持续存在于许多西方国家。按全职当量计算（即把那些从事兼职工作的人视为“半失业者”，而不是假定他们自由选择不从事全职工作），就业不足率在法国为30%，美国亦然，在德国则为20-25%。至于污染问题，部分污染随着工业外迁的步伐而向东方转移。
另一种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在此之前，城市电气化和电力的各种用途需要利用门捷列夫（Mendeleev）周期表中的近40种元素，它们属于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传统“主要金属”。电子技术的出现极大地增加了对金属的依赖：包括著名的稀土在内的二十多种新元素如今已成为联网电话、汽车全球定位系统、笔记本电脑、城市广告灯箱、化妆品等所不可或缺的材料。西方社会曾是一度的电气、工业及石油世界；虽然它们至今仍依赖石油，但均已转变为电子化和金融化。
2008年“崩溃”之后
随着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二期全球化戛然而止。美国贫困家庭的信贷消费（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与银行可任意开发的各类衍生金融产品，联手催生了危险工具：著名的次级（subprime）抵押贷款。次贷的市场价值从2007年开始崩溃，造成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风暴。全球市值的四分之一因此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灰飞烟灭”。
由此，中国政府意识到缺乏适当监管的西方金融市场的不可靠性并决定彻底改变战略。全球化由此进入了一个至今仍在进行中的新时代。此后，北京不再继续将贸易顺差投资于西方金融市场，而是将其再投资于国内市场：自2010年以来，国内市场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优先事项。此时，中国已经不再是为西方生产，而是转向萌生中的本国中产阶级。随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深圳、“珠三角”等地的工资水平逐渐提高。中国的农村人口持续不断外流，因为随着老一代工人的子女已就业，这些工人父母在流水线上的工作岗位不断出现空缺。这种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促生了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使他们能够消费越来越多的国家工业生产份额，也使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得以略微“降低”其工资水平。如今，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差额几乎为零。中国已不再是西方世界的工厂。于今，一些将业务迁往中国的西方企业选择将业务迁往工资水平仍然很低的东南亚。虽然北京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污染源，但污染已有进一步向亚洲大陆南方蔓延的趋势。
在石油方面，2006至2008年间爆发了一场新的无声“革命”：全球常规开采达到了峰值。1970年，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关乎当今的整个世界：由于老油井的枯竭，当时的世界已不再可能通过常规手段增加从地下开采的黑金流量（每天约9000万桶）。此时，在一个依赖石油的经济体中，一旦石油开采停滞不前，国内生产总值便会陷入停滞。由此，石油工业的很大一部分转向页岩和压裂（fracking）技术，即以前因为会加剧污染（尤其是地下水源）和山体滑坡风险而被回避的老式非常规技术：岩石水力压裂（压裂）。
西方目前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境况之中。我们不再拥有一个“世界工厂”，以低成本向我们中产阶级提供赖以生存的产品。诚然，在东南亚的投资规模巨大，但没有人会抱着幻想，认为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国不会像中国那样，迟早也会为拥有各自的中产阶级而采取措施。到那时，工资将会上涨，迫使新的产业转迁。迁往何处？西方世界的下一个工厂会是哪里？这是自2008年以来我们进入转型阶段后所提出的巨大问题，可以与1970年至1990年二十年间全世界都在寻找美国工业强国的接班人进行比照（Mutatis mutandis）。
于是，生态转型的挑战再次出现。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下一个“世界工厂”绝对必须是“绿色”的，除非我们冒着全球气温上升3°、4°甚至5°C的世界末日的危险。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除非洲以外，几乎所有的其他热带地区都将因高温高湿而无法居住，这将意味着数以亿计的气候难民和大量死亡人口[6]。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取的。
然而，如果我们希望尽可能远离联合国在2015年商定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C的上限，我们还必须减少自身的生态足迹。1970年，人均年“消耗”物质为7.7 吨，而这一数值于今已高达12.2吨：其中美国公民人均27吨，乍得公民人均2吨。现在，一些简单的推理表明，为了使人类生态足迹与气温上升控制在2°C以内相适应，人均年消耗应为约6吨。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的新“世界工厂”不仅要节省化石碳氢化合物，还要节省金属以及更广泛的各种材料。第三个挑战是，它还必须节约使用淡水。事实上，全球变暖会极大地改变水循环，据预测，到2030年，无法获得饮用水的人口将达到30亿（相对于目前的将近20亿）。到2040年，南欧将可能失去40%以上的淡水资源。当然，海水淡化仍然可能，但它将需要大量（清洁）能源。
明天的全球化？
虽然美国本土拥有许多矿产资源，但欧洲和日本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例如，一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始终是除生物质以外所有原材料的净进口国[7]。尽管如此，“绿色”（再）工业化无疑需要开创一种新型工业生产：产品应简单、耐用（这截然相反于某些商学院教授的程序化淘汰），易于维修和回收，且含有尽可能少的电子元件。毕竟，我们的父辈在只有地图而没有全球定位系统或联网手机的时代曾以漫游于威尼斯的迷宫为乐…在大多数国家，电子产品可能将仅限于医疗和军用。我们距离5G愿景以及人工智能在超级互联城市中的普及仍很遥远。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或将带来的新生活方式很可能是一条通往更祥和幸福的社会关系的道路，而慢食运动或许标志着这条道路的起点[8]。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非洲可以成为在国际制成品贸易领域逐步取代中国的绝佳候选者：欧洲和日本的人口正在下降，中国的人口也将在2030年后开始下滑，美洲的人口充其量将勉强维持静止状态，而非洲大陆则将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激增：截至2050年，其人口将达到10至15亿。这将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情况。但是，为了让这批年轻人能够在工厂工作，还需要一些重要因素：1）停止为向非洲以外的工厂供货而掠夺非洲大陆的矿产资源；2）以大规模投资为未来的非洲工厂进行（绿色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尽管各国际金融机构在非洲土地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于今却仍然很难看到一个结构严紧的工业化战略；3）以同样巨大的努力回应非洲青年的教育挑战。对此，即使世界银行本身也承认自己在促进非洲年轻人接受初等教育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失败的：尽管当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特定年龄段的儿童入学率为80%，但其中的60%在离校时仍然不会读、写、算。
因此，我们在过去五十年中所构建的市场全球化的未来是非常不确定的。我们不能排除世界部分“区域化”的可能性，尽管对于我们的大多数产品来说，国际价值链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很难想象整个地球如何能够避免因当前过渡时期的无序结束而遭受严重损失。事实上，新冠事件揭示了国际贸易异乎寻常的脆弱性。去全球化或许可以让拉丁美洲最终将其农业和矿业生产转向国内市场，但这将使欧洲、日本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陷入危急状况，因为这些“地区”依赖世界其他地区来确保用以维持其现有生活水平的物质。另外，也不能排除入侵乌克兰是出于物质利益的动机：乌克兰的农业可以养活6亿人口，而且乌克兰也是一个矿业宝地。通过入侵矿产资源丰富的邻国而以战争贩子的逻辑减轻我们的生态负担将是最为严重的灾难。以此，与其是为全球变暖的可怕后果做好准备，我们反将自相毁灭。
正因如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亟需构想一种有别于全球化的世界化（mondializzazione）：一个由国际机构构建而成的合一世界（unus mundus）前景，这些国际机构有能力管理我们的世界共同利益：亚马逊、海底、大气层、鱼类资源、淡水、太空，等等。放弃这一切则意味着屈从于世界的污秽（immundus）。这项挑战是否显得巨大无比？截至2035年，能源转型预计耗资约95万亿美元[9]。全球金融领域目前的资金已愈470万亿美元。因此，将资本重新分配给未来产业已是一项当务之急。关于机构方面，不管看起来有多么非凡，一位先知先觉的观察家早在2003年便已预见到了这一挑战，这个人就是时任世界银行欧洲区主任的卢森堡人里夏尔（J.-F. Rischard）[10]，早在那时，他即已提出通过国际合作机构打造宜居世界的建议。但愿他的呼声最终被听取。
- 参见G. Giraud, La rivoluzione dolce della transizione ecologica. Come costruire un futuro possibile,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22。 ↑
- 方济各，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心爱的亚马逊》，2020年。 ↑
- 参见同上，通谕《愿祢受赞颂》（2015年）；宗座劝谕《生活的基督》（2017年）。 ↑
- 参见D. H. Meadows – D. Meadows – D. L. Meadows,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
- 参见R. Abdelal, Capital Rules: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Fin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 参见O. Martin et Al., Extreme Climate Risks and Financial Tipping Points，即将出版。 ↑
- 参见M. Swilling – G. Giraud – R. Weisz, «Understanding the financing of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in a resource dependent world», Report all’International Resource Panel. ↑
- 参见G. Giraud – C. Petrini, Il gusto di cambiare. La transizione ecologica come via per la felicità,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 Slow Food, 2023. ↑
- 参见O. Martin et Al., Extreme Climate Risks and Financial Tipping Points, cit. ↑
- 参见I.-F. Rischard, High Noon: 20 Global Problems, 20 Years To Solve Them, New York, Hachette Book Group, 20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