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迭戈·马泰伊（Diego Mattei S.J.） 2023年是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诞辰100周年。让我们回顾卡尔维诺著名的对“向迷宫挑战”与“向迷宫投降”的区分[1]，追踪这位意大利利古里亚（Liguria）大区作家在其复杂、多层次和多形式创作中一些可能的途径。
生平和教育
卡尔维诺生性不安，思想活跃，有着形式多样的创造力，他在个人生活中性情腼腆、少言寡语，是意大利文学界的一位独特人物[2]。
伊塔洛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是家庭和童年生活环境。作为两位科学家的孩子：父亲是一位具有国际工作经验的农学家，母亲是意大利首位担任普通植物学教授的女性，伊塔洛于1923年10月15日出生于古巴哈瓦那附近的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3]。他的父母都是自由思想家和不可知论者，即使不是公开的反宗教者：父亲曾是马志尼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母亲是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伊塔洛在充满国际性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圣雷莫（Sanremo）曾是英国贵族和富人的度假胜地。伊塔洛本人也入托一所英语幼儿园，并随后进入一所瓦尔德西教会（valdese）小学。在一种远离法西斯文化影响并以科学及伏尔泰（Voltaire）理性为特点的家庭氛围中，他在高中（曾在此期间于欧金尼奥·斯卡尔法里[Eugenio Scalfari]同窗）毕业时报名进入农学院，先后就学于都灵和佛罗伦萨。墨索里尼垮台后，为了避免萨洛共和国（Repubblica di Salò）军队的强制征兵，伊塔洛于1943年9月8日起在圣雷莫避难，藏身于自家在圣乔瓦尼镇（San Giovanni）的别墅中。他曾以“圣地亚哥”的绰号与小他几岁的弟弟弗洛里亚诺（Floriano）[4]一起积极投身于抵抗运动，在与意大利共产党有联系的加里波第纵队（Brigata Garibaldi）中参加了一些战斗。战争结束后，他报名进入文学系学习，并以一篇关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结业论文毕业。
从1946年起，伊塔洛几乎在他的整个余生中保持与埃诺迪（Einaudi）出版社的合作，并担任多项职务。这无疑是真正培育了伊塔洛的地方。这一因素构成了这位作家的成长及其形象的第二个特征。很少有其他作家有机会以作家和出版商的双重身份了解图书界，也没有一位能达到卡尔维诺的水平。在《寒冬夜行人》中，他通过具有讽刺意味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即出版商卡维达尼亚（Cavedagna）博士这一人物之口自嘲：“我已在出版社工作多年[…]；许多书经过我的手，[…]但我能因此而说自己阅读过它们吗？”[5]。
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编辑，伊塔洛都在意大利文学界上打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与维托里尼（Vittorini）和帕维塞（Pavese）一起为“背面封面”创造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关于图书选择及展示的风格。他在埃诺迪出版社认识的帕维斯推动他创作并出版了《通向蜘蛛巢的小径》（Il sentiero dei nidi di ragno）。在出版社的办公室里，他与娜塔莉亚·金兹堡（Natalia Ginzburg）、费利斯·巴尔博（Felice Balbo）、朱利奥·博拉蒂（Giulio Bollati）、保罗·博林赫里（Paolo Boringhieri）、雷纳托·索尔米（Renato Solmi）和卢西亚诺·福阿（Luciano Foà）成为朋友。在其一生中，他与报刊杂志的合作数不胜数：从他进行早期短篇小说创作的《团结报》（Unità）都灵分部，到由他的老同学欧金尼奥·斯卡尔法里创办并负责编辑的《共和国报》（Repubblica）。他的政治热忱一直持续到1956年，但在匈牙利事件以及意大利共产党（Pci）领导层所采取的决策之后[6]，他于1957年8月1日退出了该党。
卡尔维诺通过多种体裁而创作的作品几乎全部由埃诺迪出版社发表。当对知识的探索将他推向其他作家从未涉足的方向时，他便会为自己独树一帜。卡尔维诺不仅不拘一格，而且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理性实验者，正如他出色的解读者马里奥·巴伦吉（Mario Barenghi）所称：他具有“变幻莫测的独创性” [7]。
卡尔维诺于1967年移居巴黎。在那里，他结识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雷蒙·克诺（Raymond Queneau），翻译了克诺的作品《蓝花》，并加入了乌利波组织（Oulipo，它是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即潜在文学工作室的简称）。这是与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组合技术的相遇。两者将成为卡尔维诺风格的标记，他毅然抛弃《树上的男爵》（Il barone rampante）中依然存在的政治方面的努力[8]，而是更加执着地投入了对语言及其价值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的出版与卡尔维诺退出意大利共产党发生于同一时期，而科西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Cosimo Piovasco di Rondò）无疑是转变后的他的另一个自我。
卡尔维诺在巴黎生活了13年，但此间从未中断与埃诺迪出版社和意大利的关系：每年他都会在意大利长期逗留数次并度过整个暑假。1964年，他在古巴与阿根廷犹太教翻译家埃斯特·朱迪斯·辛格（Esther Judith Singer）结婚；1965年，他们生下了女儿乔凡娜（Giovanna）。1980年返回意大利后，他因在佩斯卡亚堡（Castiglione della Pescaia）的家里中风而于1985年9月6日在锡耶纳（Siena）医院病故。
卡尔维诺广度不一的大量散文、会议演讲稿、工作笔记及理论思考构成了一个极为丰富的“作品库”。根据巴伦吉的评论，卡尔维诺是一位自我展现的作家，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自我反思，因此，凡是希望介绍卡尔维诺的人，都会借助于他本人的理论著作及论文。本文亦是如此。
卡尔维诺的新现实主义和童话阶段：通过图像写作
借鉴克劳迪奥·米兰尼尼（Claudio Milanini）[9]将卡尔维诺的创作描述为一棵向不同方向伸展枝叶的大树（由于植物学背景在卡尔维诺家庭中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作者应该会喜欢这样的图像），而不是遵照线性渐进方式发展，由A到B再到C的形象，我们可以将卡尔维诺的创作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他于1947年初涉文坛至1963年[10]；第二个时期从1965年直到1985年他离世[11]。
第一个时期的新现实主义特征[12]体现于《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以及短篇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13]，作者后来将研究与童话写作融合在一起[14]。1955年，他在《狮子的骨髓》（Il midollo del leone）一文中写道：“我们也与其他人一样，相信文学是历史中的积极存在，文学也是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程度和品质。[…]文学必须面向的是这些人，必须在向他们学习的同时教导他们、为他们服务，而且文学只能在一件事上为他们服务，即：帮助他们变得更加聪明、敏锐、更坚守道义”[15]。在卡尔维诺身上，写作的伦理意图显而易见[16]。
让他名气大增的作品，属于童话风格及敏感性系列作品。我们指的是构成《我们的祖先》（I nostri antenati）三部曲的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这是一部于1960年以同一书名出版的合辑。这三部作品非常著名，它们分别是1951年的《分成两半的子爵》（Il visconte dimezzato）、1957年的《树上的男爵》和1959年的《不存在的骑士》（Il cavaliere inesistente）。
卡尔维诺的特点之一是为我们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20世纪的其他意大利作家创作了更为激情澎湃、震撼人心的故事，但唯独卡尔维诺以其简洁有度、可平直而绝不失明快的文笔，成功地塑造并留给我们于今不可或缺的象征性人物。关于卡尔维诺的文风，我们可以参考巴伦吉的以下描述：“总体而言，卡尔维诺的探索所遵循的原则调和创新与可读性、张力尝试与传播力，一方面避免被预测和安于平淡无奇的格式，另一方面防止由于夸大形式上的复杂而使读者群被限制于专家们的精英圈子里。因此，他忠实于一种清新明快、优雅而不矫揉造作的文风，在保持对实际活动的关注（必须贴近现实情况）的同时提升语言的活用：这种文风即使在最简练的时候也依然流畅而清晰，能够接近口语的平易朴实而不失确切、得体”[17]。
《树上的男爵》的开端是意大利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开端之一：“1767年6月15日，我的兄弟科西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与我们坐在一起”[18]。在1960年合辑版《我们的祖先》极其重要的后记中，卡尔维诺讲述了自己如何转入这一流派，这与他最初尝试的新现实主义文学风格迥然不同：“于是，我尝试写别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以那些年的大众生活为主题，可是都不太成功，我把手稿留在了抽屉里。[…]如果我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和悲天悯人的语调，一切都变得灰暗、忧郁，我就失去了那种属于自己的特征，而这是能够证明作者非我莫属之事实的唯一理由”[19]。
这套历史传奇小说的第一部《分成两半的子爵》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个人消遣”而开始的，毫无借以发表富有诗意宣言、道德或政治寓言的意图。起初，一个形象在写作中丰满起来并被赋予行动机遇。许多年后，卡尔维诺在其根本性的《美国讲稿》（Lezioni americane[20]）中专门讨论“可见性”的一章中回顾了形象及通过图象写作的价值。有趣的是，他早在这篇文章中便已对现代人可能丧失独立想象能力的风险提出警告和谴责，因为 “人造”人物和肖像的泛滥会围困他们的想象[21]。出人意料的是，对于想象力在圣依纳爵·罗耀拉（sant’Ignazio di Loyola）《神操》（ES）中的重要性，这位圣雷莫作家进行了仔细而准确的研究，在确凿地引用“对地点的设想”的同时对《神操》第一周中的这个要求和第二周中有关“从圣三的视角默想世界”的操练进行了区分。这种了解和在一部文学和历史传记作品中对一部灵修文本的引用颇为引人注目，因为他在别处对有关教会方面的引用极为罕见，而对热心人士及信仰的引用就更是难得[22]。然而，卡尔维诺对耶稣会和耶稣会士的了解一定是相当久远的，因为他在自己最有成就的小说（《树上的男爵》）中，将耶稣会士和共济会教父苏尔皮奇奥·德·瓜达勒特（Sulpicio de Guadalete）作为对手人物插入不同情节中[23]。
关于童话，我们不能不以1956年出版的《意大利童话》（Raccolta delle fiabe italiane）为例，这部作品几乎使卡尔维诺成为可与以下其他欧洲作家相提并论的创作者：丹麦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德国的格林兄弟雅各布·路德维希·卡尔和威廉·卡尔（Jacob Ludwig Karl 和Wilhelm Karl Grimm）、法国的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和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卡尔维诺的这部作品填补了意大利文学上的一个空白。最重要的是由作者亲自撰写的作品集导言，他在其中描述了这部作品的起源并介绍了创作素材。拉瓦戈托（Lavagetto）的相关篇章[24]读起来让人感到情趣盎然，他在其中强调并突出了卡尔维诺再创作的作用，从最基本的整理，到更大幅度的改写和自主的创作。这项艰苦的工作将结出丰硕的果实。对简易童话故事细致入微的聆听将使这位作家了解并掌握讲故事的机制以及认识构成故事并赋予它生命的基石。
卡尔维诺这样写道：“我们喜欢创作或想读的小说是动作小说，但这并非生命力或力量崇拜的残余：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人所经历的考验及其克服这些考验的方式。最遥远的童话故事模式，即：被遗弃在森林中的孩子或必须克服与野兽和咒语的遭遇的骑士，仍然是所有人类故事不可替代的模式，仍然是伟大典范小说的构思，在这些小说中，一个道德化人物形象通过在无情自然界或社会中的活动而跃然纸上”[25]。
此外，1960年的笔记中含有他对日后文学创作方向的核心声明。“短篇小说 （《分成两半的子爵》）凭借其内在性自发推动力，一直并终将是我真正的叙事主题：一个人自愿为自己设定一个严格的规则并恪守不渝，因为离开这一规则，他就无法成为自我，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26]。在我们看来，这一富于诗意的陈述似乎可与另外一个论述相提并论。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谈到“轻逸”的价值时说道：“在经过四十年的小说（fiction）写作，探索了不同道路和进行种种尝试之后，现在是我为自己的作品寻求一个总体定义的时候了；我想这样说：我的创作常常是为了减轻分量；我试图减轻人物的分量，有时是天体，有时是城市；最重要的是，我力求从故事结构和语言中减去分量”[27]。这一声明极其意味深长，因为它详细论述了卡尔维诺创作的所有重要部分：除了谈到《我们的祖先》主题创作以外，还涉及到《宇宙连环图》的各种原版和再版本（1965年、1968年、1984年）、《时间零》中的故事、《看不见的城市》（Città invisibili）、《命运交叉的城堡》（Castello dei destini incrociati）及《寒冬夜行人》。
卡尔维诺是一位小说家，其中以短篇故事居多，这使他达到构成其写作特征之一的强度[28]。这一点在他的短篇小说（包括青年时期的《最后飞来的是乌鸦》和成熟时期的《宇宙连环图》及《时间零》）、《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短篇散文和《帕洛马尔》中都有所体现。“我深信，散文与诗歌创作之间不应存在不同；两者都是在追求一种必要、独特、凝练、简洁、难忘的表达方式。[…]在这种对短篇形式的偏爱中，我只是在追随意大利文学的真正使命，这一文学中缺少小说家，但总是盛产诗人，而这些诗人即使是在写散文时，也会在短短几页的文字中表现出自己的最佳创意和思想，比如莱奥帕尔迪（Leopardi）的《道德小品》（Operette morali），这部著作在其他文学作品中无与伦比”[29]。
当今著作权变革的挑战
“在建立了这些程序并将完成这些操作的任务交给计算机之后，我们是否会拥有能够取代诗人和作家的机器呢？就像我们已经拥有具备阅读、对文学文本进行语言分析、翻译、总结等功能的机器一样，我们是否将会拥有能够构思并创作诗歌及小说的机器呢？”[30]。这是卡尔维诺在1967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所提出的问题，后来被写入《控制论与幽灵》（Cibernetica e fantasmi，又名《关于作为组合式过程的叙事文学的笔记》，Appunti sulla narrativa come processo combinatorio）一文，这篇文章被收录于1980年出版的评论文集《沉石落定》（Una pietra sopra）。
这位利古里亚作家的言论中的预言分量令人震惊。他补充道：“此时此刻，我想到的并不是一种只能进行可谓标准式文学创作的机器，这种创作的本身已然是机械化的；我想到的是这样一种写作机器，它会付诸纸面所有那些我们通常谨小慎微地归因于心理隐私、生活经验以及情绪波动、震惊、泪水和内心启迪的不可预测性之作用的元素，去拿它们冒险”[31]。
在过去几个月中，关于能够自主生成文本的ChatGPT聊天机器人技术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它是“一种在大量文本语料库中经过训练的语言，可以自主生成更多文本并回答用户的问题，它使用一种名为Transformer（转换器）的机器学习技术，这使得它能够理解文本的上下文并生成适当的答案”[32]。不知我们的这位作家会对ChatGPT作出怎样的评论？
面对与教育任务相关联的著作权[33]因人工智能而被废除的可能，文学发展会朝向何方？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读者及文学活动的作用[34]。“在对文学创作过程进行拆解和重新组合之后，文学生活的决定性时刻将是阅读”[35]。阿尔卡迪安·波尔菲里奇（Arkadian Porphyritch）将军在《寒冬夜行人》中表示说：“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在阅读过程中，会发生一些我无能为力的事情”[36]。
以此而实现的文学会变得贫瘠吗？卡尔维诺认为不会，文学“将继续是一个人类意识的特权领域”[37]。我们正在走向作者形象的消亡，“这个人物继续被赋予不属于他的功能，作者是在灵魂的永久展览中展示自己灵魂的人，他们以超常的感受力使用感觉和解释器官；作者，这个不在时代内的人物，是信息的传递者，良心的指导者，文化社会的讲师”[38]。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大汗曾这样指责马可·波罗说：“扑到他身上，用膝盖顶住他的胸口，揪住他的胡子：——这是我想从你那里知道的：供认你走私的东西：精神状态，恩典和挽歌的状态！”[39]。要是能够像说“下雨了！”那样说“他写作”，那么作为一个非人格化动词，写作便不会被染上个体性的局限[40]。“如果没有你，我会写得多好！”[41]，西拉·弗兰奈里（Silas Flannery）在《寒冬夜行人》中这样确认道，如果作者只是一只手，一只握笔的断手!
与当代推崇人物-作家-作者的趋势相比，任何其他表述都不可能是比这一信念更为清晰的说法，因为它往往超越对作品本身的赞美[42]。
卡尔维诺面向的是有意识的读者。他的这种努力在《寒冬夜行人》中达到了最成熟的境界。这部超文本小说是对元文学、结构主义和组合 的极端实验，并以明显的方式表明：“文学全部隐含在语言中，它只是有限元素和功能的排列组合”[43]。可以摆脱连续世界的不确定性及主观性海洋[44]而重新发现一个“合理的”世界[45]。
读者于是成为《寒冬夜行人》中的主人公读者（及相应的女读者）。作家并不重要，他成了自己的影子写手（ghostwriter）以及复制品和赝品的创造者。西拉·弗兰奈里用望远镜从远处观察女读者，从其面部猜想她对自己已经写了的、想要写的和将要写的小说的反应。
那么，文学是否被要求进行平庸的表达，仅限于对词语和功能、行动体和结构的组合？文学是《看不见的城市》中忽必烈和马可·波罗下棋时所用的棋盘吗？[46]。文学是塔罗牌、单纯而有力的图像、变成文字的图像的组合操作，这些图像甚至会取代文字，因为旅行者已经失去了对文字的使用。各种故事悄无声息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挂毯、一部剧情或是一个可以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地阅读的情节。在《命运交叉的酒馆》（Taverna dei destini incrociati）里，不同个体的故事构成了伟大的故事：哈姆雷特、俄狄浦斯、帕西法尔与圣杯、浮士德以及李尔王的故事。究竟是我们的故事在神话中，还是神话在我们日常的、不明显的故事中？
在《命运交叉的酒馆》中，“我也试图发表自己的意见”一章含有一种沉思的、近乎无力的语气[47]。著作权的面纱在很少的几页纸中被揭开，我们听到卡尔维诺笔下栩栩如生的倾诉：“总之，写作有一层基质，它属于物种，或至少属于文明，或至少属于某一收入类别。那么我呢？ 我想在其中投入多少，对我而言是极其个人化的东西”[48]。作为一个将毕生奉献给文学的人，在其人生回顾的细腻中，卡尔维诺在这一点上对自己的描绘甚至是凄美的：“出一张塔罗牌，再出一张，我发现自己手中的牌已所剩无几。宝剑骑士、隐士、魔术师仍然是我，就像我时常想象的那样，我继续坐在那里，在纸上挥笔洒墨。沿着条条墨迹，青春的战意、生存的焦虑、探险的冲劲飞驰而去，冲入一场以被删减或被揉成纸团的草稿为牺牲品的恶战。在下一张牌中，我发现自己就像一个老隐士，一个多年遁世隐居于简室中的书虫，在提灯的微光下寻找一种被遗忘于脚注和分析索引符号中的智慧。也许是承认这一点的时候了：塔罗牌的编号1是唯一能真实代表我的身份的数字，他是一个杂耍艺人或魔术师，在自己的集市摊位上摆放着一定数量的器物，可通过对它们的移动、连接和交换而得出一定数量的结果”[49]。
作者像是魔术师、杂耍艺人、魔术师、工匠，同时也好比骑士或隐士。因此，卡尔维诺以许多圣人作为知识分子生活的象征：他们是行动者，就像刺穿龙头的圣乔治；他们也像是作为隐修生活的代表者圣热罗尼莫，在洞穴门口潜心翻译《圣经》。有时是魔术师，有时是圣乔治或圣热罗尼莫，卡尔维诺渴望自己“在他所做和所想的一切中”成为一名勇士和贤哲，看管好恶龙，有时是狮子，这些不同形象所表明的是无论在上述哪一种生活状况中都需要承担的战斗。这是一种累积而成的直觉，因为早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作家就已将一位专心于祈祷并与写作进行艰苦斗争的女战士作为另一个自我：卡尔维诺先后化身于布拉达曼泰和狄奥多拉修女的形象中。
为何而战？“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50]。《看不见的城市》以此告终。在卡尔维诺世界的“迷宫”中，我们在本文简短的篇幅中对其进行了查考，我们乐于以这一充满关怀与责任的形象化比喻作为结束语。因为卡尔维诺式的超脱既不是无动于衷，也不是“将自己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分开”。
结语
无论是作为出版商还是作家，卡尔维诺都是20世纪意大利文学的核心人物。他经历了意大利社会的焦虑、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后重建道路上的百废待兴、理想破灭的失望以及面对社会风俗空白的苦闷。他以其作为“诗人”和寓言家的特质做到了这一点，首先是作为新现实主义者，然后是作为创新者和实验者，但从未放弃一种清晰明了的写作的平衡。他为意大利文学塑造了如今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子爵、男爵、骑士、马科瓦尔多（Marcovaldo）。关于民主的最优美的沉思是他的《观察者》（Giornata d’uno scrutatore）。如果没有《宇宙连环图》中令人眩晕的幻觉散文，没有《看不见的城市》中飘逸的优雅，意大利文学就会变得贫乏。他的《寒冬夜行人》是每一种元文学思考的参照点，是一本叙事学手册。如今，这一领域的所有作品都以他的超文本小说为起点。
即使作为散文家，卡尔维诺也是一个基本参照，尤其是他的散文《美国讲稿》，他在这篇文章中 “依纳爵式”地重新诠释了自己的文学经验，为未来的文学设定了规范。
面对这个日益发现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世界所面临的张力和挑战，我们可以说，卡尔维诺第二阶段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点。如果说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和组合实验已经过时，那么这些理论的某些成果则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其中尤为重要的似乎是对阅读价值、阅读活动和读者角色的肯定。几十年以来一直被夸大的作者形象如今面临着被人工智能减弱和“降级”的风险，而读者的价值则开辟了自由与责任、关怀与塑造的空间。在一个不同的、具有历史内涵的理论框架中，卡尔维诺曾期望消除作者的个体性特征，但这并不是要走向虚无主义的立场，而是要向一种需要被言说之语言的神秘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作者有退场的可能，但读者的批判性思维却不会缺失。
利古里亚作家以圣书为参照对此加以说明：“唯一能够包含全部内容的书籍只能是圣书，它是全部被启示的言语。但我并不相信语言可以涵盖一切；我的疑问在于所有那些被排除在外的，没有付之于笔端的，不可书写的”[51]。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直言不讳地在这里写下“圣经”一词，而只是以《古兰经》为参照。
从基于现实的信仰观念来看，卡尔维诺同样是一个例外。我们可以说，与他所处时代的意大利环境相比，他所接受的教育是“破格的”，这种教育是如此的理性、不可知论，甚至是反宗教的。然而，与其他具有类似背景的知识分子相比，人们并不会在他的著作中看到对那些自称信徒的人的妒恨或严厉谴责及蔑视。他并不是一位灵修作家，尽管他在《观察者》中对爱做出了也许是最美丽的表述之一：“人情所到之处即是爱所到之处；除了我们赋予它的界限，它没有任何界限”[52]。正是在他的注视下，苦难之地变成了一个如同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奥斯定笔下的“天主之城” 的城市：“即使是最后一座不完美的城市，也拥有它完美的时刻，观察者认为，那一时，那一刻，在每一座城市中都有这样的城市”[53]。对于卡尔维诺这一不可知论者[54]，我们对他的伦理承诺、生活的一致性和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表示赞赏。
- I. Calvino, Saggi 1945-1985, t. I, Milano, Mondadori, 2001, 123. ↑
- 关于卡尔维诺的生平，本文的参考依据是由Mario Barenghi和Bruno Falcetto编辑的«Cronologia»，载于I. Calvino, Romanzi e racconti, vol. I, Milano, Mondadori, 2003, LXIII-LXXXVI. ↑
- 关于涉及卡尔维诺的地方的介绍，参见M. Barenghi, Italo Calvino, le linee e i margini, Bologna, il Mulino, 2007, 15-21. ↑
- 弗洛里亚诺·卡尔维诺后来成为一名国际著名地质学家并在热那亚大学（Università di Genova）任教多年。 ↑
- I. Calvino, Romanzi e racconti, vol. I, cit., 704. ↑
- 托利亚蒂（Togliatti）和其他党派领导人的保守主义（immobilismo）成为在短篇小说《安的列斯群岛的平静》（La gran bonaccia delle Antille）中被讽刺的对象。 ↑
- 参见M. Barenghi, Italo Calvino, le linee e i margini, cit., 35. ↑
- 卡尔维诺将其对权力更为深刻的思考付诸笔端，写入短篇小说《倾听的国王》（Il re in ascolto），这篇小说被收入在他于1986年去世后问世的《太阳下的美洲豹》（Sotto il sole giaguaro）。 ↑
- 关于卡尔维诺作品的阅读，为本文提供帮助的评论性著作除C. Milanini, L’utopia discontinua. Saggi su Italo Calvino, Roma, Carocci, 2022之外，还有C. Ossola, Italo Calvino. L’invisibile e il suo dove, Milano, Vita e Pensiero, 2016; F. Centofanti, Italo Calvino. Una trascendenza mancata, Milano, Istituto Propaganda Libraria, 1993. ↑
- 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1947年，长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1949年，短篇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1954年，《进入战争》（L’entrata in guerra）；1951年，《分成两半的子爵》（Il visconte dimezzato）；1953-1954年，《阿根廷蚂蚁》（La formica argentina）；1956年，《意大利童话》（Le fiabe italiane）；1957年，《树上的男爵》；1956-1957年，《出版业投机》（La speculazione edilizia）；1958年，《烟云》（La nuvola di smog）；1959年，《不存在的骑士》（Il cavaliere inesistente）；1963年，《马可瓦多》（Marcovaldo ovvero le stagioni in città）；1963年，《观察者的一天》（La giornata d’uno scrutatore）。 ↑
- 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 1965年，《宇宙连环图》（Le cosmicomiche）以及此后的新版本； 1968年，《世界之记忆和其他宇宙连环图》（La memoria del mondo e altre storie cosmicomiche）；1984年，《新旧宇宙连环图》（Cosmicomiche vecchi e nuove）；1967年，《时间零》（Ti con zero）；1972年，《隐形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1973年，《命运交叉的城堡》（Il castello dei destini incrociati）；1979年，《寒冬夜行人》（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1983年，《帕洛马尔》（Palomar）。 ↑
- 关于卡尔维诺对新现实主义所作评价的参考文献是1964年再版的《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的序言。这是一篇短文，作者在其中阐述了新现实主义此前的状况、它在记忆遗落方面的意义以及在与抵抗运动文学相比之下的现状，卡尔维诺在抵抗运动文学的框架中肯定了贝佩·费诺格里奥（Beppe Fenoglio）散文的绝对价值，费诺格里奥的作品《私家故事》（Una storia privata）于前一年问世。卡尔维诺对这位来自皮埃蒙特大区朗格（Langhe）分区的作家朋友的敬意令人感动。参见D. Mattei, »Il sapore dell’assoluto in Beppe Fenoglio «, in Civ. Catt. 2023 II 549-561. ↑
- 帕维斯（Pavese）立刻感觉到卡尔维诺笔下的“童话”基调。事实上，在卡尔维诺关于抵抗运动的短篇小说中，许多都带有明显的童话色彩或象征意味，使其有别于其他当代作家的作品。 ↑
- 对于这位来自利古里亚（Liguria）海岸的作家的散文，最著名的描述之一就是现实主义与童话色彩交相辉映。维托里尼（Vittorini）指出：卡尔维诺交替使用“带有童话色彩的现实主义”和“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童话”。 ↑
- I. Calvino, Saggi 1945-1985, t. I, cit., 21. ↑
- 关于卡尔维诺在行动和规划方面的才华，参见M. Barenghi, Italo Calvino, le linee e i margini, cit., 45-47. ↑
- 同上, 30. ↑
- I. Calvino, Romanzi e racconti, vol. I, cit., 549. ↑
- 同上，第1209页。 ↑
- 卡尔维诺将想象的过程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文字到图像；另一种则相反，是从图像到文字。参见I. Calvino, Saggi 1945-1985, t. I, cit., 699. ↑
- 参见同上，第707页。 ↑
- 参见同上，第699-702页。 在宗教人士中，我们可例举《树上的男爵》中的修道院院长福谢拉夫勒尔（abate Fauchelafleur）、《观察者》中的科托伦戈（Cottolengo）的修女和神父，尤其是女修会负责人。 ↑
- 参见Id., Romanzi e racconti, vol. I, cit., 605; 653; 680; 687; 743 et alia. ↑
- 参见M. Lavagetto, »Introduzione«, in I. Calvino, Sulla fiaba, Milano, Mondadori, 2023, 3-20. ↑
- I. Calvino, Saggi 1945-1985, t. I, cit., 23。关于卡尔维诺作品中作为推动力的启蒙价值，参见M. Barenghi, Italo Calvino, le linee e i margini, cit., 73 s.。关于19世纪以来尼埃沃（Nievo）、司汤达（Stendhal）、吐温（Twain）、史蒂文森（Stevenson）及吉卜林（Kipling）等人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少年儿童形象，参见I. Calvino, Saggi 1945-1985, t. I, cit., 41-43。 ↑
- Id., Romanzi e racconti, vol. I, cit., 1213. ↑
- Id., Saggi 1945-1985, t. I, cit., 631. ↑
- Barenghi称其为“集多样形式于一体的叙事方法，既有理性的严谨，又有冒险的趣味；既有幽默，又有道德；既有反思的迟疑，又有梦幻的特征；既有对实际观察，又有知识阐述，在最成熟的阶段形成了一整套子类型（属于后先锋派，而不是后现代主义）：从随笔叙事到超文本小说（iper-romanzo），从感知或感官冒险到图像叙事，同时不会遗忘巧妙的框架和模块化结构形式” (M. Barenghi, Italo Calvino, le linee e i margini, cit., 30). ↑
- I. Calvino, Saggi 1945-1985, t. I., cit., 671. ↑
- 同上，212 s. ↑
- 同上，第213页。 ↑
- 这是ChatGPT对那些询问何为ChatGPT的人的回答：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人工智能自我意识的定义。参见D. Semeraro, «ChatGPT, ecco come funziona l’intelligenza artificiale più evoluta», in https://tinyurl.com/mt2aza8e ↑
- “文学能够研究和传授的东西虽然有限，但却无可替代：如何看待近人和自我，如何将个人事件与普遍现实联系起来，如何看待大小事宜，如何考虑自己以及他人的局限性和陋习，如何找到人生的比例、爱在其中的位置、爱的力量和节奏，以及死亡的位置和考虑或是不考虑它的方式；文学可以教人严厉、慈爱、悲伤、讽刺、幽默，以及许多其他此类既必要又难对付的问题。其余的我们要从别的领域学习，从科学、历史、生活中去学，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勤学不辍” (I. Calvino, Saggi 1945-1985, t. I, cit., 21 s)。 ↑
- 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第十一章中指出了七种读者类型。参见Id., Romanzi e racconti, vol. II, Milano, Mondadori, 2004, 865-866。 ↑
- Id., Saggi 1945-1985, t. I, cit., 215. ↑
- Id., Romanzi e racconti, vol. II, cit., 850. ↑
- Id., Saggi 1945-1985, t. I, cit., 215. ↑
- 同上，第216页。 ↑
- Id., Romanzi e racconti, vol. II, cit., 442. ↑
- 参见同上，第784页。 ↑
- 同上，第779页。 ↑
- 参见G. Simonetti, La letteratura circostante. Narrativa e poesia nell’Italia contemporanea, Bologna, il Mulino, 2018, 26-30. ↑
- 参见I. Calvino, Saggi 1945-1985, t. I, cit., 217. ↑
- 参见同上，第52-60页。 ↑
- 参见同上，第209、211页。 ↑
- 参见Id., Romanzi e racconti, vol. II, cit., 462; 469. ↑
- 参见同上，第591-602页。 ↑
- 同上，第595页。 ↑
- 同上，第596页。 ↑
- 同上，第498页。 ↑
- 同上，第790页。 ↑
- 同上，第69页。 ↑
- 同上，第78页。 ↑
- 《小说中的自然与历史》（Natura e storia nel romanzo）一文是1958年一场讲座的成果，卡尔维诺在其中指出：“因此，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伟大圣经魅力不会停止激发我们的情感和景仰，但我们更愿意从年轻的契诃夫的不可知论中汲取力量的教益，它好像一个清澈透亮的镜片，丝毫不掩盖世界的消极性，但也不会说服我们，承认自己被打败”（Id., Saggi 1945-1985, t. I, cit., 38 s）。 ↑
